张荫梧，字桐轩，张荫梧系博野县小张营村人，此人为傅作义的外甥。其父和叔父皆是全县闻名的地主和劣绅。张荫梧依仗父辈的权势，自幼过着花天酒地的少爷公子生活，欺男霸女，横行乡里，人送外号“恶棍儿”。张荫梧读书，上辱师长，下欺同窗，成天带领一伙富家子弟惹祸生非。其父见他不是读书的材料，让他好赖在本县混到中学毕业，就通过一位在军阀军队中供职的朋友，将他推荐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投靠晋军阎锡山。曾任晋军山西教导团团长、师长。1928年奉军张作霖沿平汉线北撤，阎锡山出娘子关截击，打头阵的便是担任晋军师长的张荫梧。张作霖部溃不成军，张荫梧乘胜追击，直至北平。阎锡山任命张荫梧为北平市长、北平警备司令。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时，张荫梧曾任第一陆军总指挥。冯、阎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退回山西。张荫梧与阎锡山脱离了关系，之后回到河北省，在博野、蠡县、安国、安平等县搞乡村自治。 
　　1929年张荫梧在博野窃取了“四存小学”校长的职务。“四存小学”是在1920年徐世昌担任大总统时建立的。当时为弘扬颜习斋的学术思想，在北平成立了一个“四存学会”，后改为“习斋学会”。第二年，又在北平府右街建立了一所“四存中学”，并在颜习斋的故里——河北省博野县杨村建立一所“四存小学”。1932年初，他带领200多名亲信脱离晋军，返回故乡博野县小张营村。当时，日军已占领我东北四省，进逼山海关。张荫梧被当时抗日救国的潮流所推动，打着抗日的招牌，在本县清初著宁学者颜习斋的故里北杨村办起了私立四存中学，招收了大批热血青年，并聘清社会名流任教。

　　四存中学，是以颜李学派的四存(即存性、存学、存治、存人)而命名的。它虽然以尊古读书为帜，实际上是一所半军事性的学校。学校实行“三八制”，即8小时上课学习，8小时进行军事训练，8小时休息。
张荫梧到博野后，便在“四存小学”的基础上，扩充了一所亦军亦农亦学的“四存中学”。所谓“四存”乃是以颜习斋四部书，即存性、存人、存学、存治而得名的。张荫梧非常崇拜思想家颜习斋、李恕谷的学说，并依此作为笼络人心的凭藉。以后他控制了北平的整个“习斋学会”，并在各地普设分会，广招会员，还成立了若干个组织，为自己的反革命“总战略”服务。


附录:杨秀峰与张荫梧——

张荫梧与四存中学
　　 2008年2月27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法学家杨秀峰诞辰111周年纪念日,整理此文,以志纪念——
　　杨秀峰与张荫梧——
　　一个曾留学法国,游历欧洲,是饮誉平、津的大学教授;一个是戎马倥偬。叱咤沙场。曾任北平警备司令兼市长的军阀政客。
　　一个投笔从戎,教授当了司令;一个解甲从教,司令做了校董。
　　当了司令的虽然学富五车。究竟一介书生,后来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在延安的毛泽东称他领导的精兵简政是“模范的例子”。
　　做了校董的胸怀六韬三略,不忘厉兵秣马,终于以四存中学为依托东山再起。组织了河北民军,在延安的毛泽东称他是“磨擦专家”。
　　抗日战争的洪流将这样迥然不同的两个人物推到一起,使得河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平添了几分特色。又由于这两个人物的迥然不同——主要的还是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阶层的不同——他们的碰撞,在这抗日的洪流中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旋涡。张荫梧逆流而动,在旋涡中覆没;杨秀峰顺应大潮,成为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公认的群众领袖。
　　
　　一个“秀才”和一个“兵”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这里先交待张荫梧。因为从时间上讲,他比杨秀峰早到这个世界上6年。
　　张荫梧,字桐轩。1891年出生在冀中博野县小张营(行政村属小店)村一个地主家庭。他幼年在博野城内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北京清河武备学校。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清河学习三年。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在这里,他和傅作义、于学忠、楚溪春、王靖国、李生达、李服膺、乔明礼等,结下了同窗之谊。并有“十三太保”之称。这一期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山西人,其中的李服膺是阎锡山的外甥,又是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义子。1918年毕业时,李服膺为阎锡山往山西拉人。张荫梧便随着诸多同学一起分配到了山西。
　　在阎锡山麾下,张荫梧先后被提任山西陆军学校学兵团连长、山西督军公署参谋、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军训主任。经过军校训练的张荫梧因为能够吃苦耐劳。而且精通战术韬略,比起晋绥军中土生土长的官佐来,他的才略和锋芒很快得到阎锡山的赏识。后又调部队中任职。从此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由营长、团长,继而升任旅长、师长。很快成为晋绥军中的“第一流大员”。1927年5月,阎锡山的晋绥军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编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后改为第三集团军。张荫梧任第三集团军第七军副军长、军长,后兼第五、七联合军长,辖第五师(师长王靖国)、第九师(师长吴藻华)、第十四师(师长李服膺)、第十五师(师长李生达)和骑兵第六师(师长杨兆麟)等部,并兼任左路军(总指挥商震)前敌指挥。1928年,奉军张作霖部沿平汉线北撤,阎锡山部出娘子关截击,打头阵的便是张荫梧。张作霖部溃不成军,张荫梧乘胜追击,直至北平。1928年6月,经由阎锡山推荐,张荫梧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警备司令,同年3月,还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北伐完成后,第三集团军缩编为十二个陆军师。10月,张荫梧兼任第四十二师师长。1929年6月,张荫梧接替何其巩担任了北平特別市市长,8月,免兼北平警备司令,10月又兼任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局长。1930年5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即中原大战)爆发,在这场国民党新军阀最大的一次混战中,张荫梧任阎锡山部左翼方面军副总司令,兼二、四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胶济路大战韩复榘。9月,张学良率东北军人关拥蒋,打破交战双方的平衡,阎、冯军迅速瓦解。10月,阎锡山、冯玉祥通电宣布下野。讨蒋失败后,阎锡山退回山西,而张荫梧由于其狂妄自大,早就引起晋军中许多将领的不满,到1931年春。阎锡山罢免了他的北平警备司令兼市长的职务,各职由阎锡山的外甥李服膺接任。张荫梧由青云跌落,遂解甲谢政,与阎锡山脱离了关系。1932年初。他带200多名亲信离开太原回到故里博野,在北杨村创办了私立“四存”中学,做起了教书的行当。杨秀峰与张荫梧的交往,就是从“四存”开始的。
　　杨秀峰,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在冀东迁安县杨团堡村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四知堂。其曾祖父杨德,是“四知堂”的始立者(他尊崇孔孟之训,讲求处世为人不亏对天地良心,昭守“天知、他知、你知、我知”,是称“四知”);祖父杨静修。在本县办教育一生,也是秀才出身;父亲杨叙伦,是清末举人,后毕业于北京高等实业学堂。受家境影响。杨秀峰5岁便人私塾读书。14岁,迁安县立高小毕业。接着考入滦县直隶省立第三师范,由此,他便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杨秀峰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在史地部攻读。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夕,又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学生思想活跃,爱国活动蜂起。北京高师的学生追求进步的热情也很高,组织了许多进步社团,提倡工读主义创办工学会,提倡平民主义创办平民学校。在这样的环境里。杨秀峰决心靠勤工俭学来解决自己学习生活费用,不依赖家庭的供给。1918年,由于经济拮据,杨秀峰申请休学一年。在家乡迁安县师范讲习所任教,以筹集必需的学习和生活费用。1919年秋,杨秀峰回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复学,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1921年高师毕业,杨秀峰先后执教于江西省立鄱阳中学、直隶省立河间中学、通县女子师范、京兆中学、北京平民中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大附中等学校。在读书和任教期间,杨秀峰目睹了辛亥革命的成败。积极求索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他先后参加了“五四”、“五卅”等革命运动。并在大革命期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杨秀峰成长为一个激进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杨秀峰是一个敬业精神很强的人,他对教学尽职尽责,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尽快掌握所学知识,因而深受当时人们的称道。还是在迁安师范讲习所任教期间,在化学课上讲卤族元素氯和氯化钠时,学生反映难以理解,为使学生能直观地了解化合物分子中引入氯原子的反应,他专程去天津找到在直隶省工业试验所工作的叔父杨十三,借回一套进行氯气试验的仪器给学生做试验,很受学生欢迎。有一次,同往常一样,杨秀峰一面细致地做着实验,一面耐心地给学生们讲解,正当他低头观察时,突然“嘣”的一声,氯气发生爆炸,他的外耳道受伤留下耳疾,而导致听力下降。由此,他听別人说话常要一只手罩在耳朵背后。
　　博野城北约15华里处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流。叫孝义河,在孝义河南岸,上下相隔约8华里,有两个较大的村镇,上游是北杨村,下游是小店。张荫梧官场失意后回乡兴办教育,为何不在他的故里小店。而跑到上游的北杨村呢?原来。是要借风使船——借古人之风,使他搁浅之船。清初康熙年间,博野北杨村出过一位大名人。就是敢于向当时禁锢人们思想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提出挑战和批评的大思想家、教育家——颜元,号习斋。颜习斋反对理学家空谈义理和“静坐读书”的唯心主义修养方法,倡导研究实际,强调亲身“习行”。主张“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并且向往和推崇“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土地制度。颜习斋的学生李恭(号恕谷)师承了颜习斋的学说,世称“颜李学派”。北杨村所以也被人们称为颜家杨村。四存中学便是以颜习斋的主要著作《四存篇》中的“四存”(即存性、存人、存学、存治)而命名。
　　然而,重新提倡“颜李学说”和推崇“四存”精神的并非首推张荫梧,而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1919年,徐世昌到博野北杨村瞻仰颜习斋故居,认为颜李学说可以富国强民。次年。徐世昌在北京组织了“四存学会”(后改为“习斋学会”),并又在府右街筹备建立了一所“四存中学”。1922年,由四存学会拨银2800元作为建筑费,在北杨村创立一所两等小学,徐世昌定名“四存小学”。颜氏宗族后裔也慷慨捐献村北地产15亩。以为校址。次年四存学会又拨款800元,招生开学。嗣后,徐世昌每年捐银元八百,成为定制,张荫梧作为四存学会博野分会的会员,在他执掌北平市长期间,当然也大行捐助,组织四存学会旅京的博野会员成立了北杨村校务委员会(后改为校务董事会),亲任主席,募捐资金,扩展校务。1929年,他将四存小学增设中学班次,还一度兼任校长。
　　1931年春,张荫梧被罢免了军政大权。官场的败落,使张荫梧深深感到培植党羽之重要。于是,他将四存小学改为四存中学。专心致力校务,决意通过四存中学积蓄力量。赚取资本,以便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这时,热衷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自京城闻讯而至,他本着颜李学派的务实精神,帮助张荫梧确定了“以适应社会为基础、改进社会为标的”的教育方针。其倡办农村教育,纳教育于整个生活中,旨在由学校社会化而跨入社会学校化。要求学生严格具有农人身手。军人体魄,科学头脑,超物意识及服务农村的精神,而后用这些人才去领导、改造和建设农村,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
　　四存中学的教学作息实行“三八制”。即八小时堂内教育。八小时堂外教育,八小时休息。堂內教育为普通中学课程,除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之外,兼注重切合农村社会实际之学科,特另增农业、医药常识、簿记学、乡村自治、户籍法、警章、违警罚法和颜李学说等。堂外教育主要为军事训练和工农劳作。分农作、军训、国术、村治、书报、饮食、印刷、中西医院、文书等实习。关于军训。包括童子军训练,均由学生合组自卫团,实行轮流值夜守卫。学生生活彻底军事化、纪律化,由堂外主任和各班主任按照军事教育进度表,严格训练,以期学生毕业后对于农村自卫、农民团结有训导指挥之智能。就高年级而言,四存中学已俨然成为一所半军事性质的学校。此外,四存中学还特別注重社会教育和社会活动。其社会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设“农隙学校”,二是开办民众教育传习所,其社会活动,也都是为了联系民众、教育民众,实行政教合一,由学校社会化跨入社会学校化,以期改造农村。掌握农村。
　　1932年9月,保定军校的同学于学忠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张荫梧政治命运的流年出现转机,不仅他经办四存中学得到于学忠的大力支持。后经于学忠推荐,张荫梧又出任了河北省政府委员。为推行政教合一,张荫梧在博野试办模范县,学校参与政务,实行乡村自治。改革时弊,县成立保卫团、村成立自卫队,清毒、清赌、清匪。同时对地痞流氓、巫婆神汉也进行了打击。张荫梧乘创办模范县之机,大力网罗人才,培植自己的势力。此后,商震、冯治安先后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张荫梧也想法疏通关系。得到支持。冯治安任主席时。在博野设立专员公署,张仲瀚任专员公署的特别视察员。张荫梧任司法专员。张荫梧通过张仲瀚的叔父、河北省民政厅长张纪庸的关系,控制了安国、博野、蠡县为中心的地区,由张荫梧委任县长,安插亲信,名曰自治。二三年后,势力范围扩大到安平、武强、定县、深泽、望都、唐县等13个县。
1934年,经张荫梧活动,河北省教育厅以四存中学新教育方案注重劳作实践,学生堂内堂外成绩优良,按奖励条例并提经省政府会议通过。每年拨发奖金1920元,并形成定案。于是,四存中学进一步扩展校务,又开设了农村师范班。1935年6月,又增设安国、博野、蠡县三县(后又增加安平、 深泽)联立师范班。当年8月,张荫梧又接任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一职。该校设在省会天津,不久,张荫梧以日军要占领天津,时局不稳为由,将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由天津迁到北杨村,与四存中学合并。这样,到1936年,四存中学在校学生计有初小4个班、高小2个班、初中3个班、师范5个班、民教2个班,共11个班次、学生870余人,教职员工百余名。学校内教室19座、房舍600多间,总共占地200余亩,横跨孝义河两岸。除教学和师生生活设施外。还建有医院、农民间事处、邮政代办所,学校外还建有农场、林场、菜圃、火力发电厂等。后来,又在保定、深泽等地开办了四存分校。
　　杨秀峰回国的时候,正值张荫梧将北杨村的四存中学经营得沸沸扬扬、有声有色,其不仅在河北,而且引起了全国各地有关方面的关注。参观访问者接踵而至。络绎不绝。1935年一年中,到该校参观者达29起、570多人次,其中有军政要员,更有教育工作者。杨秀峰作为平、津知名教授,应邀到四存中学参观、讲演。张荫梧对杨秀峰的学识表示钦佩,杨秀峰对张荫梧的实干精神及四存的学以致用,注重实践,则加以赞扬。
　　
　　杨秀峰与一二九运动
　　
　　杨秀峰回国后,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在平、津各大学讲授社会学和历史学,开有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课程。一方面,他以课堂为阵地公开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导青年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平、津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夏,华北乌云密布,事变迭起。《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包括平、津在内的冀、察两省大部分主权拱手奉送日本。接着,日本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11月,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国民党政府为满足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又指派宋哲元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步步进逼,国民党步步退让,平、津沦亡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于是,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如干柴烈火,勃然而起,并以燎原之势由平、津迅猛燃遍全国。
　　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承上启下。五四运动时。杨秀峰正在北平读书,作为学生的他积极参加了示威游行、讲演、罢课,和同学们一起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在与军警的搏斗中。他还被毒打受伤。因为参加痛打曹汝霖、章宗祥,并遭到北洋政府当局的通缉。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杨秀峰已是平、津知名教授。冀察当局派出大批武装以木棍、水龙镇压学生运动,形成爱国学生与二十九军短兵相接的对立形势。杨秀峰不但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参加对运动的领导,还不顾个人的安危,亲自走上街头。他亲自组织领导了天津学生12月18日的大游行,并自始至终走在学生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和学生们一起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的大无畏精神,深得青年学生的崇敬和爱戴。因而被学生们誉为“红色教授”。
　　1936年初,杨秀峰和张申府等共同发起,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1月27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宣言,对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给予大力声援,热情赞颂爱国学生“愿以赤血洗白刃。而为民族的先驱,为救国的斗士”。号召“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恢复我们的失地”,表示要不顾一切压迫,坚决抗日救亡。4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和北平学联一起发起成立了北平各界救国会。接着,在刘少奇和彭真、林枫指导下,杨秀峰又和张申府、张友渔等,联络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救国会。组织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杨秀峰任党团书记。他采取多种形式团结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举行集会,撰写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反动文人陶希圣之流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的反动面目,并组织开展了声援和营救上海“十君子”的活动。这年8月,国民党特务向南京总部机关密报。天津学生运动的发动者为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杨秀峰、温健公二人。为此,杨秀峰被北平师范大学解聘,并再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
　　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根据当时华北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刘少奇于1936年4月发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针对平、津学生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着重提出:要正确地对待教师和学校当局。正确地对待二十九军和宋哲元。争取他们向好的方面发展。据此,北平党组织决定转变对宋哲元的斗争策略。提出“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和“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等口号。然而,这无论是对于刚刚发出“打倒宋哲元”、“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愤怒呼声不久的广大学生而言。还是对于刚刚遭到宋哲元严厉镇压而暂时处于低潮的一二九运动而言,都是一个急转弯儿。不但众多的青年学生想不通,他们当中不少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也一时未能想通。鉴于杨秀峰在学生中的威望,根据党组织指示,北平学联出面,召集各学校学生代表到中国大学,邀请杨秀峰为学生们作专题报告。
　　杨秀峰授课从不搞“满堂灌”,而是循循善诱,主张“启发式”教育。他讲的课,层次清楚、分析有据、逻辑严谨、语言生动,平时即很受学生们欢迎。常常是教室里座无虚席,窗外也站满听众。这天,4月末的一个星期日上午,杨秀峰来到中国大学为各校代表作报告。杨秀峰依据大量的资料,首先分析了平、津及华北的危急形势。分析了日本人、蒋介石、宋哲元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其错综复杂的矛盾,然后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宋哲元会不会当汉奸?
　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蒋妥协的产物,是日本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形式,所以来哲元不可能长期处于应付、苟安状态。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或者顺乎民意,奋起抗日,或者为国人所不齿,投降日本去当汉奸,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宋哲元原是西北军将领。非蒋之嫡系,与蒋互存戒心。他趁中央军撤出冀察而扩大地盘。扩充实力,蒋介石极为恼火。对日本人方面,他既不敢得罪日军,也不愿被日军吞并,为了保存自己。他被迫签署过一些屈辱协定,但一再拖延应付。日本人也甚为不满。
　　经过学生们思考、议论。而后杨秀峰明确指出:“宋哲元会不会当汉奸,这不能完全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接着,他又分析了二十九军官兵的思想状况,指出广大官兵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对蒋介石屈辱卖国、排斥异己的行径痛恨已极,抗日情绪日增,宋哲元 也不能不考虑官兵们的情绪,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头扎到日寇怀抱去当汉奸。最后,他总结说:“在目前矛盾复杂的情况下,重要的是我们要深入做好二十九军官兵的工作,制止宋哲元逆转,尽可能地争取他好转。为此,再喊打倒宋哲元的口号就不策略了。为了争取他们,尽可能地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认为,北平学联提出的‘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保卫平津’和‘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口号是非常策略的,正确的。”杨秀峰的演讲有理有据,客观而全面,学生们听了茅塞顿开。无不佩服。
　　杨秀峰这次极具说服力的报告,不仅再次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热情,更教给了他们斗争的理智和策略。对统一思想,促进学生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斗争策略的转变,宋哲元对学生运动的限制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宽松,已被南京政府明令取消的北平学联,又得以公开领导学生运动。此后。北平学生运动以多种形式继续深入开展。如利用春游、夏令营等活动,组织各种报告会、“学术”座谈会。开展抗日宣传。据当时曾为北平学联负责人之一的史立德回忆,夏令营由民先总部领导,学联出面,在西山櫻桃沟和大觉寺一带先后共举办了三期。参加的学生一次多于一次,由三百人到近千人。但这些抗日活动引起了南京方面和日本人的极大不满,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夏令营是共产党训练干部。因而不断向冀察当局提出责问。迫于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压力,北平公安局不得不派出警察进行干涉、限制,西郊警察分署署长也不断到夏令营“视察”,扬言要予以解散。有一次,杨秀峰应邀到夏令营作报告,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活动了一整天,他肯定了夏令营是非常成功的活动,一定要坚持下去。并要继续扩大组织。看到警察、特务的监视之后。杨秀峰建议夏令营不妨带点灰色,以迷惑和麻痹军警。他对北平学联的负责人讲,“夏令营不仅要请红色教授、进步教授来做报告,还要有选择地请另外一些人、一些灰色的人来,这对学生运动的发展和扩大统一战线可能是有利的。”当即。由杨秀峰介绍并选择了张荫梧。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使张荫梧预感时机将到。他一面加紧在四存学生中进行军事训练。一面打着抗日旗号频繁到平、津活动,扩大影响。杨秀峰说。“我们请他来作报告,是他曾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现在政声很低,很想拉拢一些人做资本,他如果肯来,估计不会说出很反动的话。把他在夏令营给特务和警察展览一下。可能是有好处的。”于是,学联代表手持杨秀峰的亲笔信到张荫梧在北平办的全民报馆会请张荫梧。
　　　张荫梧了解大致情况后。因正中下怀,便欣然接受了邀请。
　　这天,夏令营一如往昔。北平学联特意租了一辆轿车接张荫梧来到西山。轿车一停,监视的警察围过来,西郊警察分署署长也在其中。车门启处。钻出了曾任北平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张荫梧,因出乎意料之外,这位署长和警察们先是一晾。接着忙上前行礼。张荫梧问他们在此做什么,他们显得很尴尬,讪讪回答:来看热闹、看热闹。遂索然而散。学生们已集合在一片柏树林,张荫梧操一口浓重的博野乡音,很合时宜地大讲了一通“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救国”等等。报告直至中午,北平学联还招待张荫梧在夏令营吃了一顿窝窝头儿。
　　邀请张荫梧到学生夏令营,体现了杨秀峰的斗争艺术,即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也使警察当局对学生运动的监视有所放松,对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极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