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诞生后的第八个年头，我出生在一个农家小院的西厢房里。就像秋后萌生的一株小树一样，那么弱黄、那么脆弱、经受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秋霜和严寒，顽强地活了下来，度过了我的幼年和童年。
这是一个不大的农家小三合院，大门设在东南角，向东开。出了大门走三五步便是本家南北胡同，住着同姓五六户人家；向北拐走十几步就是村里的东西大街，该街不长，曲曲弯弯大约有两百米。我家院里有北屋正房三间，和正房东侧连着的是一个由临街旧大门经过整修后砌上北墙改成的跨间，平时放些柴草，做做饭用；院内东西两侧各有厢房两间，茅房在西南角。当时，我的曾祖母住在正房的西间屋，祖父母住在正房的东间屋，伯父一家住在东厢房，我们住在西厢房，在我们这个不大的农家小三合院里，共住着四代十几口人呢。
我们兄妹三人，哥哥、姐姐和我，之间相差两岁。那年正是反右时期，据说当时政治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人心惶惶。一批又一批的国家干部、职工、教室、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使人们由开始的“畅所欲言”到后来的“互不言语”，生怕惹出什么麻烦来，而被划成“坏分子”或“右派”，而丢掉工作，或被罚劳改、蹲牛棚、失去正常人的生活、尊严和自由。在我们村本家叔叔“老婆”就是个例子，他就是由于在单位上响应号召，说一些“大鸣大放”的“真话”被打成“右派”的，进而又被革职，遣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改造”，由此郁闷生气，不愿出门，以致悲愤成疾不治，最后抑郁而终。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上级的农村政策也一直在跟着变化，大跃进之后是人民公社，村里分了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三十户左右人家，一百二三十人，我们一家被分在第三生产队，祖父一家被分在第四生产队。
我们和祖父母及伯父一家分开过日子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还不记事儿，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在家里又忙里又忙外。由于伯母已去世好几年了，好多家务就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每天一大家子人的衣服都由我母亲洗，饭得母亲和奶奶做，还得喂猪喂鸡，各种粮食均由母亲推磨磨成面粉，还得照顾我们三个的吃喝、缝补及洗礼服物，而当时哥哥
5岁，姐姐三岁，我一岁，虽然解放了，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封建礼教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爷爷是个爱面子的人，他和奶奶很和睦，奶奶也很传统。奶奶在过去曾受尽老奶奶的气，现在翻身当了婆婆，加上她身体本来又弱，对母亲也没少挑剔，整天不是这不对就是那不妥，累的母亲患了病，腰痛的直不起身，还不许争辩，家长作风很强，几次都是因为小事向爷爷打小报告，爷爷为此训斥母亲，那时的母亲不敢怒也不敢言，只有默默忍受，因此母亲的身体日况愈下，因此家务矛盾不断产生。
为了生活，父亲贷款买了一台缝纫机，村委会让我母亲给社员们做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儿，这样可以挣点工分，不忙时就不用下地了。这样我村缝纫社就成立了，地点是我们家。据说我小时调皮无知，母亲缝纫时乱摸而被缝纫机针穿透了小手儿指。
大约在五八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母亲因用缝纫机帮助邻居小姑缝制裤子时被祖母发现，在那个时代，做媳妇的不请示婆婆是要受责骂的，母亲争辩几句，被视为不孝顺和大逆不道，母亲被祖父吓的不敢回家，在门外哭啼，不敢回家。父亲被叫回，父亲还认为是母亲没有尽到媳妇之责而打了母亲一顿。祖父要分家过，后来父亲了解到一些情况，同意分开，就这样我们分家过日子了。老奶奶、爷爷、奶奶、大爹、堂兄一起过日子，住北屋和东厢屋（四间房）；我们一家人五口人住西厢屋（两间）；祖父分给我们几付碗筷，一口锅，二十斤米面。当时母亲盘算，孩子没人看，不能下地，分不到粮食，等吃完了这点儿米面，如果父亲不及时接济我们，她就只好领我们出去讨饭！
好在过了不到两个月，在如火如荼“大跃进”运动的推进下，社会主义要向共产主义迅猛发展，村里相应上级号召，把各家各户的粮食集中到大队，锅灶也被强行搬走或拆毁了，人们得到大队食堂去吃伙饭，不允许自家存放粮食和锅灶，说是“实现共产主义了，不去就是不积极，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有谁愿意成反革命呢，所以大家都很积极的去了。村里食堂有规定，人人有饭吃，按人分配，无论大人小孩，每人一大碗，我娘高兴了，不愁吃了。爷爷他们一家发愁了，大伯他们是壮年，食量大，干半天活根本不够吃，整天饿肚子，又不敢提出来，有谁愿意第一个带头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呢？过了一个月左右，他们饿坏了，碰巧上面又新精神，说是“按需分配，大人一份，十五岁以下小孩半份，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时母亲又愁了，每天三次，她抱着我，领着我的哥哥姐姐拿着三个小碗，一个大碗去打饭，她有时因我们生病不能下地时，只有挨饿。好心的侯家老嫂子、高家老婶子、老少奶奶大娘们你一口，我一勺的没少周济我们母子，而我母亲也因不能坚持下地劳动没少遭村干部的白眼和训斥。
也就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外面下着大雪，天气很冷，我们村刚从邻村程六市搬回，因为合并县（安国县和蠡县将博野县划分）合并村（我村和程六市村），我们曾被迫迁到邻村程六市东头两间土坯房居住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家里无柴无米，冷气森森。那年又是那样的冷，没有燃煤、没有柴火和炭火可供取暖，农家只是靠做饭时烧点炕取暖。傍晚，我们兄妹三人萎缩在冰冷的炕头上，穿着简陋的棉衣，等着母亲从外面背柴回来做饭，我冻得直哭，哥哥（五岁）和姐姐（三岁）已昏昏入睡，我爬呀爬呀，“噗通”一声，从炕上摔落到地上，我一边哭一边爬，也不知过了多久，竟钻进炕洞里去了。母亲回来后到处找我，哥哥姐姐都不知道，后来在下面烧火的炕洞发现我已被冻得发红的小脚，我萎缩在里面，浑身灰尘，泪已哭干！母亲见状不禁落泪，发誓说：“即使冻死饿死也不离开你们了，柴禾我们不要了！”
我的母亲性格直爽，不卑不亢，在那刚刚从封建社会过来又步入新社会的妇女群体里，母亲是里面的一员。她饱受了旧社会封建礼教所给广大妇女带来的辛酸苦辣的经历，上有公爹婆母、曾婆祖母，下有嗷嗷待乳的一群孩子，丈夫大多时间不在身边，又得看公婆眼色去侍候公婆，又得抚养子女，下地劳动（当时的分配制度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推磨碾米，缝缝补补，公婆的挑剔和刁难，父亲回来后的责骂甚至殴打，上上下下这麽多事，使母亲精神上饱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母亲言语多了，病倒了，神经失常了！父亲为了给母亲看病，到处求医找药、打镇静针，据父亲说后来靠吃“牛黄清心丸”才有好转。
就这样，母亲带着我们三个艰难生活着。大概我两周左右，正赶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我因为营养不良，常常害肠胃病，瘦的皮包骨，不足十斤。人们都认为我没救了，连我后世用的小木棺材（老缝纫机盖箱）父亲都准备好了，可我爷爷看了看我，却说可能没事，他说我的小眼睛是那么亮那么有神。后来经我父母的无数次四处奔波求医，终于让程六市一位老中医用针灸扎好了，这场病使我四周时才学会走路，现在我的右臀部还留有当时医生打针留下的“纪念坑”（一快儿停止生长的死肌肉），每次母亲谈及此事都显得非常激动。到我十几岁时每逢邻居们见到我，还说这小子真命大！每当讲到此事，我们母子都不禁心酸落泪！
“吃食堂”运动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夭折了，人们又回到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我们分得的粮食很少，每个月都得用父亲的工资去买工分，才能分到粮食吃。父亲教书的收入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外，一半交祖父母（伯父家大哥外面学习费用和赡养老人义务），一半供我们母子生活。
属安国县管辖后，父亲被调回本村任教，出于政治考量，安国县教委和蠡县教委决定成立“红专”，即培养社会主义又红又专的人才的农业学校。地点选在我们村，教室和宿舍都是部分民房拼凑而成的，除父亲和高梦霞外，还有几个外地老师，学员们是来自周边二十里左右的学生。他们在我父亲等人的带领下搞科学种地实验，到各村去参加劳动，学校曾一时办的很红火，运作了大约两年多。在
1961年，不知怎地，在上级的指示下，学校又被取消。只有留下的两张旧照片还记载着这段历史的存在！之后，老师和学员们又回到各自的地方去了。大约半年后，由于国家经济极度困难，到处闹饥荒，父亲考虑到家里只母亲一人实在困难，就主动向上级提交辞职申请，被批准后回到我们村务农。他在村上劳动了大约三年左右，到
64年又被派到附近农中教书。
父亲在本村教书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刚刚下课，经过邻居大爷家门口往南拐时，发现本村王某边走边说，有小孩掉井里了。父亲一听急了，他知道，哥哥和姐姐经常在这一带玩。赶紧跑到井边，只见哥哥和姐姐在井边直哭，一问才知道是当家小哥不小心掉井里了。原来，他们三个小孩儿没事往井里投砖头，六七岁的孩子，搬着砖头往井里投。小哥觉得自己力气大，搬了块儿大的，走到井边，由于用力过猛，连自己也掉下去了。哥哥姐姐一见吓哭了，正好王某经过，他就慌忙去找人，正好遇上我父。父亲一听，将身上的棉大衣一脱，抓着井绳顺着井边就下到了冰冷的井里，将小哥一手抱起，然后又一手抓着绳子爬了上来，幸亏营救及时，才没有出大事。后来小哥还风趣的说，“我搬得砖头最大，不知怎的掉下去了，下去后，好像有人托着我似的，挺好玩地”。
当时人们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异常艰苦，粮食和柴禾是一家人赖以生活的关键。我们几个都很乖，从不挑食，我吃过糠馍，野菜馍，山药（红薯）梗叶及用玉米轴麽成面粉等做的馍馍。记得五岁时有一次我偷偷拿了母亲刚蒸熟的窝窝头馍（用玉米核和玉米混合成的面粉，村民们给这种混合面起了个好听的名子叫“淀粉面”），跑出大门，被哥哥追上，说有他的份呢，不能自己吃！
当时，祖父母的生活相对我们要好些，他们大都是成年人，有劳动能力，只有堂兄在上学，生产队里分的口粮也多。从程六市村搬回以后，虽在一个院子里生活，但那个时代，分家过日子了，但都不能相顾，我们也不敢进去窥视，生怕他们责怪。我记得，每次看到伯父从地里带着瓜果回来，或是二堂兄捧着好东西出来，心里馋的很，但当他们问我馋不馋时，我抬头眼巴巴的望着对方吃东西，幼小的心理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却会说：“我不馋，就是想吃！”我们姐弟三人没有向别人讨要东西的毛病，因为父母总告诫我们要有志气，不是自己家的不能要，也不能吃，要别人东西吃是没出息。即便是三个姑姑带着好吃的白馍馍（一种小时常见的面食品）来看望爷爷奶奶，我们也从不靠近。
儿时的我是一个顽皮、好动但又性格开朗的孩子。由于爱发废（调皮），没少挨父亲的“管教”。我的记忆是从四周时开始的。记的那时，由于母亲要生弟弟，将我送到大姨家“住”了一段时间，怎么闹也不让回家，后来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去看我，不知咋地将我气恼了，自己偷偷出来往村南跑，反正知道我们自己的家在南边，害的他们全体出动用了好长时间把我找回。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才把我接回家。当时我们一家人还住西厢房里，进屋一看母亲在炕上躺着，被窝里露出一个小脑袋，我气坏了，怎么允许别人抢我的奶吃呢？伸手就给了他一巴掌，母亲赶紧阻止说，那是你小弟弟，你是哥哥，以后的得让着他呀！我是一个从小就懂事的孩子，父母之命言听计从，母亲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哥哥就是哥哥，让着弟弟这个道理根深蒂固的印在我的心头，并落实在以后的行动上，我要像哥哥护着我一样护着他。
老奶奶九十多岁了，人还算结实，她和我奶奶住连间（北正房三间中的西屋），生活由我爷爷一家和我二奶奶一家轮流照顾。爷爷手很巧，会做饭，当时在大队当会计，我们有时跑到他的房间玩耍。有一天，爷爷买了一些新鲜的杏给老奶奶吃，她年纪大了，吃多了，一口气没上来，就这样走了。爷爷为此很后悔！埋老奶奶的那天，看见老姑姑，奶奶、二奶奶、父母和姑姑们都披麻戴孝，哭哭啼啼，自己心里也不知她们在干什么，只知看着玩。当她们轮流在棺材里撒硬币时，我自己真想跑过去拿几枚，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自己幼稚可笑。
有一天，我和几个小孩出去玩，来到高家房子大门洞的东侧南面。他们高家大院有个大门，门洞东面是一个三间南屋，西边是一间。在那个南屋的后面，有一个用砖砌的像土鸡窝一样的小房子，宽高大概有一米左右，从里面飞出许多蜜蜂。由于岁数小，不知何物，我又好奇心极强，跑上前从开口处钻进小脑袋向里张望，发现里面竟是几个圆形的蜂窝，像盘子那样大，上面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蜜蜂。不想，我这举动竟激怒了里面的蜜蜂，他们蜂拥飞出，我们吓得掉头便跑，边跑边捂着头，但还是在头上被蜜蜂蛰了好几处，疼的哭着跑回家，爷爷闻讯后，找来蜜蜂给我涂在头上才不疼了，这时才知道自己触了蜂窝。
我大堂哥结婚时我不在家，只听大人们讲他在外面上学，后来当了兵提了干。大嫂是他上学时的同学，蠡县人氏。我可能当时被送去大姨家了，回来后去东厢房一看，那里收拾的又干净又整齐，他们还给我糖果和饼干吃呢。大哥每年都回家探亲，在老家住一段时间。我们都盼望大哥回来，他能给我们带来新鲜玩意，如糖果和伟人像章等，文革时我们的毛主席像章大多是大哥从部队带回来的。不仅如此，他还给我们讲故事呢。每次他回来，母亲总是请他到我们家吃顿饭。
我的童年时期虽然家里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生活条件极度困苦，环境也很遭，但我们兄妹三人却很幸福快乐的生活着，没感觉到什么不妥。这是因为我们有疼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外祖母、大姨等其他亲人。他们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和经济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是我们最亲的人！（下面三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作者：博野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