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新生

    文革后的第一个年初，全国以及保定的政治形势趋于稳定，“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对“两个凡是”的争议在暗中开始了激烈较量。文艺界首先打破僵局，从收音机里，我们首先听到久违的传统老戏声音。那还是77年的春天，当打开收音机时，里面传来北京京剧团演唱的“逼上梁山”中林冲的唱段。那可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给与肯定的好戏，被封锁了十一年后开始复活了！渐渐地，一些其它老戏也陆续复出，人们终于可以享受文艺自由了。
    1977年8月4日至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不少专家、学者呼吁恢复高考制度。然而当时按照推荐制拟定的招生报告，已经报送中央。各地的工农兵学员已经推荐，9月份全国招生即将开始。1977年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同时废除了当年6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已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也就是群众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办法。”
    两个月后的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在人们的心里，那年冬天更像是一个春天，暖融融的。
    父亲和哥哥几乎同时把这个好消息带回了家，我和姐姐激动地不得了。刚刚盖完房，还有很多活等着我们去完成，还有每天的生产队劳动等着做，时间太短了！我们村有二十几人报了名，报名者之间年龄相差很大，有的都有两个孩子了，有的刚刚毕业。我和姐姐都报了名，报名费5角，我们就赶紧将自己过去的旧课本找出，抽空学习。每天在生产队里干完了一天的活以后，重新温习那些学过的有限知识，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到深夜，村里放电影，不看；有人找，不见！每天晚上我和姐姐在油灯下苦苦学习，说来也怪，当时在初中没能懂得的知识竟一看就理解了，明白了，没背的也背过了，初中物理中什么“左手定则”“右手定则”，化学中“元素周期表”、“碱酸盐”等也搞清楚了，就觉得初中物理化学也没什么似地。白天上工的短暂休息时，我不怕村民们嘲笑，还经常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在纸来做题呢！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没因为队上和家里活多而耽误业余学习。即便如此，我自知底子太薄了，不敢报大专，只报考了中专。
    当年冬，500多万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六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在中断了十年后，大学的车轮重新滚动。
    在他们当中，有刚刚初中、高中毕业的应届生，有从六六年后的曾经上过初中、高中生，他们大多是曾“毕业”或未曾“毕业”的，现在从事着各种行业，有工人、教师、干部、农民、商人等。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今天看来，怎么褒奖当年的恢复高考之举，都不为过。
    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新世纪》周刊选择了1978届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班级的几位同学作为样本，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个体的喜怒哀乐和命运转折。
    当年的老三届、新三届，不管是否考上了大学，他们都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喜，和共和国的命运，和共和国的悲喜，重叠在一起，令人分不清彼此，令人唏嘘，令人扼腕。
    由于底子薄，时间紧，又赶上家里刚刚盖了房，家务太多，没用多少时间温习功课，77年底的首次考试，我村只有一个考上了定州师范，我们村其余的都没考上。
    附：网上有关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的情景几段描述
    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1977年5月的一天，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但是，由于教育部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受“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束缚，并没有超出“四人帮”定下的条条框框，到会多数同志非常灰心，甚至严重不满。
    1977年 7月，邓小平复出，一开始，他便自告奋勇主管教育科技的工作，8月4日，在他提议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在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共有570余万青年蜂拥进考场，其中知识青年约有半数左右。对1000万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扑面而来的和煦春风，使他们心中蛰伏已久的大学梦重新复活，犹如划破黎明的嘹亮号角，唤醒他们对光明前途的企盼。
　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条件下，坚持文化学习，刻苦钻研，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在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不少被埋没多年的优秀人才。这次高考，共录取了27?8万人。但是，由于"教育革命"的恶果和上山下乡造成的青少年教育过程的中断，也使大批知青考生暴露出知识荒疏、文化基础差的问题。
　然而，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对某种神圣传统的挑战，也必然会遇到来自后者的阻力。同样，恢复高考制度的做法也受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一位知识青年报考大学，考试成绩优良，身体检查合格，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淘汰了。理由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你反动老子的血液!"《人民日报》，1978年5月17日。因家庭出身问题限制知青报考，或加以歧视、刁难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很普遍。
　据说，首届高考结束后，天津市发现根据"择优录取"方针招收的新生，60%以上都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而工农子女的比例明显下降。于是该市某负责人写了一份报告给邓小平，指责新的高考制度"使新生的阶级成分改变"。邓小平看罢立即在报告上批示："救国要紧。"胡宗华：《邓小平的故事》，《明报月刊》，1978年12月号，总156期。此说不知确否，但把恢复高考提到"救国"的高度来认识应是恰如其分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成百上千万的青年荒废了学业，使国家整整少培养了数百万高中级专门人才，造成人才青黄不接的恶果。1977年，中国的专业科技人员只有20万，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1965年为2?8%，到1973年下降为2?1%。而联邦德国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42%。经历"文革"十年以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不是差距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刘西尧同志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在这种情况下，顽固维护那种带有等级制烙印的"阶级路线"，只能使大批人才继续被埋没、荒废。因此，不管倡导者是多么的自以为是，以政治传统的卫道士自居，实际所起的作用只能是误国、害民。
　当年站在"左"的立场上对恢复高考的做法横加指责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有人危言耸听地说：高考实行择优录取，会"扩大三大差别"；有人错误地认为，录取知识分子子女，就是排斥工农子女。会犯"阶级路线的错误"。针对恢复高考后出现的各种谬说和误解，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部负责人就去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答记者问，标题为《改革招生制度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知识青年参加高考的阻力不仅来自"左"的思潮影响方面，还来自农村基层单位领导的本位主义。后者认为知识青年准备高考复习，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所以对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不支持、不鼓励，甚至人为设置种种障碍。1978年5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就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问题，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通知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知识青年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并积极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人不得歧视、压制，如有歧视、压制者，要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严肃处理。
　二、凡是准备报考的知识青年，其所在的农场、大队，从接到这个通知之日起到高考为止，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单位不得借口农忙而不给考生复习时间。长期擅自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要教育他们回到农村，边劳动，边复习，免得影响生产。
　三、各地知青、教育部门，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的复习问题，做出切实安排。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做好辅导工作，还要协助他们解决复习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困难。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出联合通知的要点后，农村中歧视和压制知青报考的现象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仍有少数单位的领导人阻挠、压制甚至打击青年报考。他们指责要求报考的青年是"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用许多"土政策"和借口加以刁难。一位知青家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女儿田丰高考受阻的问题。田丰是1977年到辽宁省大洼县新兴农场两棵树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曾因病回城就医三个月，返队后，队里认定她是在家复习功课，违反了队里的"土政策"，因此不让报考。尽管出示了诊治病历，也无济于事。同队一名男知青因父亲住院，回家护理时间长了点也没让他报考。信中还透露，该农场老盖大队青年点，有三十多名知识青年因触犯"土政策"，不能报名。田丰所在的队，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不但不提供便利条件和给他们以复习功课的时间，反而歧视和限制他们：青年点有电视机，但不组织收看"复习讲座"；每天的劳动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使知识青年没有时间复习功课。队干部和青年点的带队干部把"土政策"当成法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土政策"就是这样定的!凡是在家复习的耽误一天工，倒扣一天工分，口粮也扣。青年点的一位剧队长竟说："有本事自己愿意到什么地方考，就到什么地方考，反正连(即生产队)里不给报。"还说："告到哪里去都不给报！"田丰的父亲在信中紧急呼吁中央领导机关采取措施，制止那些"实权单位"对应考知识青年的歧视和压制，取缔一切"土政策"!尽快把党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各个基层，解决应考知识青年的报考问题!
    在当时，我们姐弟不敢脱产复习，一方面原因是怕生产队长怪罪，一方面也怕考不上耽误了挣工分，还有一方面就是担心考不上村民们笑话！我虽没考上，但分数还是很高，心里憋着劲准备着下一次的考试。就在这时，农村每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又开始了，经过和父亲商量并得到同意后，我和其他同龄人都报了名。那时我很想当兵，那是很光荣的事情，我也曾被电影里那些英雄人物所感染，乐意成为一名军人来保卫祖国。几天以后，经过村级和公社级武装部的体检，我身体没问题，但后来有人说我年龄大点，比我小一岁的两个伙伴都被选拔上了。我又更加失望了，心想我这辈子和当兵彻底无缘了。初中刚毕业时村里征兵，他们嫌我小，现在我高中毕业了，又嫌我大，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那年“五一”以后，博野中学招收复读生，他们给77年那些参加了统一考试但分数稍微好些的学生，和没被录取的学生，都发了参加初选考试通知，我也在通知范围以内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考试, 并被录取。到学校报道的那天，我骑自行车带着行李及学习用品和父亲来到博中，一看要让住宿，得花钱，我心里就打了问号。我给父亲讲，“让我姐来复习吧，我不在家不行，我娘会受累的”，父亲马上就同意了，就这样我把机会让给了姐姐，让她脱产复习，我在家里边劳动边自己复习。又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本公社也招复习班，我又报了名，又考上了。这次母亲和哥哥都坚决同意我去复习，我就和同村的几个伙伴去复习了。当时各公社都建了高中，我们公社高中是在文革后期76年兴建的，实行了所谓的“高中普及”，老师都是临时凑得，良莠不齐。在那里复习的日子里，我遇上了当时初中成绩较好的十几位同学，他们也参加了复习。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几位老师的热情辅导和帮助，他们分别是数学张老师，政治李老师，语文郝老师等。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我们的成绩进步很快，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比上初中时曾成绩较好的那几个同学强多了；我也结识了东阳村的肖某，并成为好朋友。    七月份，我们参加了全省统一考试，那时考试科目只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理化合卷）和政治，一个月过后，分数下来，这次我和村里几个伙伴都考上了！
    父亲从县里获得我考中的消息，高兴极了，他和哥哥都把好消息带回了家。时间不长，我被工科学校录取的通知书下来了，那是当时省属较好的中专学校，全家人及亲戚街坊邻居们都为我高兴，就在那天晚上，村上大喇叭里通知我去挖河（根治海河运动，每年村上都得派出一些青壮年到很远的地方去修堤和梳理河道，那是一项非常劳累的活儿，好几个月不能回家），我听见后没在意。记得当我去找当时的村干部开据转换户籍关系的大队介绍信时，他还故意刁难我，说我曾帮助村里前任大队支部写过宣传材料，我一听，就言辞说道，“，他们和你们都批林彪四人帮，你们前些日子不是也让我写过此类的材料了吗？”他被问的哑口无言，只好给我开了介绍信，我想，如果他不给开，我就直接去公社，因为有上面关于“不许刁难考生录取及转关系”的有关文件和通知。我自己很快将自己的“团关系、粮食关系和户口关系”办理好，开始做上学的其它准备了，临走前，还将已分得的口粮退还生产队，走后我的自留地也被生产队收回了。
    在农村人们的传统理念中，考上学、找着工作或参军等就意味着要离开了农村，一步“登天”了！所以人们非常羡慕！在临走前几天里，当院亲邻都主动邀我去他们家吃顿饭表示祝贺，我很受感动。就这样，当年我和本村另两个人都考取了自己喜欢的学校，离开了抚育自己、也撒过汗水的家乡！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
    后来我想，怪不得我的高中班主任刘僧鹤有一次掰着我的手指说：“你的手指又细又长，在农村留不住”，真让他说中了！
    1978年10月9日，在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之后，我带着父母、姑姑、大姨等等凑的35元钱和20斤粮票，背着过冬用的棉衣棉被脸盆等生活用品，在哥哥弟弟的护送下，来到程委车站去赶通往定州的长途汽车。大程委到定州每天只有早晨的一次班车，没有返回的车辆，由于上车的人很多，你得早去，有时会很挤，凭自己的学校录取通知书，我买了个半票，花了七角钱。同行的还有解营村的周某，他和我在一个地方学习，只是学校名称不一样，地点相同。    初次坐汽车出那么远的门，对我这个没出过门没见过世面的21岁农家弟子来讲，只身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还是第一次，以前我最远只去过博野和饶阳，没见过高楼大厦。一路上，望着车窗外渐渐消失的家乡秋景，我的心坎坷不安。我走了，家里会怎么样，姐姐还在复读，弟弟又小，心里实在惦记母亲。我又想起临走前几天，附近的乡亲邻居有十几家纷纷叫我到他们家去吃饭，这是我们村的一种传统，为的是表达对我的支持和祝贺，我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感激，想起他们，想起为自己操劳半生的父母和亲朋，我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激动，眼泪浸湿了眼眶。为了我们，父母省吃俭用，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钱；为了我们，父亲只身在城里自己做饭，早晨和晚上只喝些稀粥充饥，舍不得买菜，他夜以继日的工作，累的昏倒在厕所几次，这些他都瞒着我们。我下定决心，要省吃检用，替父母分忧！不能再让父母为我们操劳，不能再让父亲为我们买工分换粮食！我要自食其力！
    汽车经过安国，很快到达定州城外。在城东郊外，古定州的土城墙依然像一道屏障，呈东西方向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在定州东郊的城墙还算完整，一座塌陷的城门楼依然清晰可见，只是没有过去的华丽，但依然有她的宏伟气势，在定州车站以东约1.5公里处，一座高耸入云的古塔气势雄伟壮观，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据说它建于宋代，它东北角由于地震有些塌陷，其它均完好无损。    到达定州之后，我们背着沉重的行李，来到火车站。定州火车站内外熙熙攘攘，进进出出都是来往的顾客，我们无暇去四周观察，迅速去售票处买了发往邢台的421次火车票，这是一趟慢车，半价票1.4元，然后坐在候车室计划着消磨等车前的两个多小时。
    在车站外面，我找到一家户外餐馆，买了一个馒头、一碗老豆腐来充饥，共花了一角四分钱和二两粮票，然后在自来水管处喝了口凉水。定州车站的候车室和外面的广场均不大，车站上各种各样的行人都有，有衣着华丽的妇人、身着讲究的商人、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普普通通的农民、英姿飒爽的军人、朝气蓬勃带着行李的青年学生，也有满身污垢乱串着讨饭孩子。这些人边走边用一种探究的眼光彼此打量对方，和可能是出门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吧。外面的喇叭响了起来：“通往石家庄、邢台、郑州方向的421次列车就要进站了，顾客们请把行李准备好，到1号检票口检票，等候上车，列车在此停留3分钟”。听到广播，我们下意识的看看自己的票，立即动身，背上自己的行李，一手拎着装有脸盆等洗漱用品的网兜、一手拿着车票，跟着行人自觉成队的到检票口检了票，便快步走到站台等车。站台很长很长，乌黑光亮的路轨在站台下面，我从没见过火车，还不知火车是什么样的，心里充满好奇和害拍。一声长鸣过后，传来隆隆声，站台边维持秩序的铁路人员立即个个成立正姿势站好，向迎面驶来的列车行礼，用这种传统方式迎接远方驶来的列车。北面，一列燃煤机车，顶上冒着白烟，拖着二十几节深绿色的客车箱从北面徐徐开来，从我们等车的地方开过又走了很远才停下。我们涌向车门处，等候上车。门开了，从上面走出好多人，站在门旁的乘务员不断提醒大家先下后上。等到站的顾客都下了车，人们就蜂拥上前，拼命往上挤，我没动，心想怎么没有秩序，那老弱病残的人怎么上车呢？我好不容易上了车，走进里面一看，已经没有地方坐了，只好将行李放在地上，自己坐在行李上，其实，车厢里已经有好多的人像我一样坐的“罚站”火车。
    那时的火车很简陋，外面是深绿色的，里面的座位也是绿色的，比较硬，但也比坐汽车强多了，起码人可以走动走动，吃点水果、喝点开水，上上厕所。周围的人们开始互相打量了一会儿，但很快就打破了沉默，变得认识了，气氛显得活跃起来，开始说东到西。一说话，竟发现了好几个去同一所学校报到的同学，还有我们县的呢，一下子儿，心里踏实多了，起码有老乡。出门在外有老乡是很幸运的，有共同语言，能相互照看。
    火车经过石家庄，那是个大站，下来的乘客很多，我们趁机都有了自己的座位，一会儿，上来的人更多，都有点儿挤了，我们几乎动弹不得，好在火车开动后挤劲有点缓和，但还是比原先差多了。
    列车行驶了大约3个多小时后到达邢台火车站。那时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左右，一下车，就看见好几辆标有我们学校标语的卡车停在车站广场，那是接新生的专车，上面不停地有人大喊“到机电学校报到的同学请上车”，我们纷纷走过去，在几个老同学的帮助下我们带着行李上了卡车，大约行驶了十几分钟左右，大卡车将我们带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河北机电学校。汽车驶进大门，向南走了大约五十米后，向东一拐就停了，同学们纷纷下了车，忽然听到一个头上扎着两个小辫的女生高喊：“有博野来的吗”？我应声跑过去说是，她问我是哪儿的，我如实回答，她就帮助我办理各项手续，人很多，大家却很有秩序，在等候中，我抽空问了一句：“请问大姐，您家是哪里？”她很爽快的回答：“董庄，去年来的，机电自动化专业。”语言很简练干脆，我的心里踏实多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同学朋友，一听说她家离我们村不远，心里有点踏实。
    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白底红字的校徽，三张彩纸油印的饭票，一个学生证，一份学校简介，新生教育材料、实验室规定等。办理了三大关系：“团关系、户口关系和粮食关系”。
    办完各种手续后，有人领我们来到一座宿舍楼，这是一座三层建筑，里面很干净，我就找了一张空铺安放自己的行李。由于我来的略晚，其余都被人占了，只有那张下铺给我留着。我就将铺放好，没等说几句，就听其他同学说，赶紧吃饭吧，不然一会就没了，一听这话，我才感觉到肚子的确有点饿了，口也渴了。我们就拿着新买的饭盆和筷子，带着所发的三大张不同色彩纸印的“份饭票”，随着人群来到食堂，这时天已经黑了。
    学校食堂不算大，只有一个朝西的门口，里面卖饭口也只有两个，我随着排队的人流往前走，边走边打量四周，眼睛不够用。轮到我了，我将饭盆递进，却被推出，问为什么，他说要饭票。我才醒悟所发的彩纸是干什么用的。三张饭票其中有一个是那天晚上用的，按照日期，我选了那天晚上用的并撕下来交给他们，卖饭的师傅瞪着煤球一般大的眼睛看了看，用一种让人看了就很难忘的眼神瞅了我一眼，用勺给我舀了一点稀面条，一个馒头。我说就这点，他会意地点点头。天哪，这怎么行，在家里这么两份都不够吃啊！这就是我上学第一天吃的饭！那天我中午可没怎么吃啊！三下五除二，我把“份饭”吞下肚。虽然缓解了当时的饥饿，但心里不断地想，这也太少了呀！
    回到宿舍，已是晚上7点多，有人已打来开水，我在饭盆里倒了一大盆，心想，饿了，多喝水也充饥呀！我坐下来，四周打量宿舍里的其余四位新同学和这间将属于自己的新宿舍。这是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里面很干净，四张木床，其中有一张是上下铺，我就分到了下铺。每张床上有一领学校早已为学生们准备的草苫，在上面放上自家带来的褥子和褥单，铺好被子，铺位就算整好了，脸盆和简单的个人应用之物就临时放在床下。还有三张小课桌，三张椅子。每人床下还有一个小马札，室外开会或看电影用。我们的宿舍号码是203；我们的宿舍楼是一座南北长的三层L型建筑，楼对过也是一个三层L型建筑，那是学校的女生宿舍。我们住的楼位于学校宿舍区天井院的西侧，宿舍门朝东，窗口朝西，窗子下面是一条水泥路，通往学校大门和各机关部门和工厂的。在我们宿舍呆不了一会儿，宿舍里的其他人都按捺不住寂寞，开始互相询问对方。一开始，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因为对方都用自己的方言土语，但当大家都意识到这样不行时，便都改说普通话。通过了解，我们宿舍一个来自沧州河间县，名叫王忠祥，身材矮胖；一个来自石家庄晋县，个子比我略高，名叫崔衬学；一个来自邯郸磁县，身材也矮胖，名叫牛长生；还有一个来自邢台地区邢台县，中等个，名叫李书林。我们都是来自全省农村各地，年龄相当，但生日我最小。我们就规定，不管是谁，都按照对方的姓氏互相称呼“小某”。
    过了一会儿，不知谁喊了一句说，“班主任来了”，我们纷纷站起，只见一个人中等个，瘦身材，有点秃顶，戴着付深度近视眼镜，大约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来到我们宿舍，向大家问长问短。给我们讲了有关学校的规章制度，作息秩序，学校简单布局，专业特点及其它注意事项等，并通知我们，明天上午八点到教室开会，教室在教学楼二楼阳面。
    这所学校是一所隶属于“河北省工业部”直接领导的省级中等技术学校，位于邢台市中兴西路路南。进入校门后路西是校办工厂，有好几排厂房和车间。西南面是大操场，能举行大型足球比赛，操场北侧排列着很多体育器材；学校东南角是家属院，有几排教职工宿舍。东侧分别是教学区，实验区、后勤部等。学校北临中兴路，西邻邢台市运输大队，东临驻军运输兵兵营，南邻是邢台钢铁厂。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后，都很自觉地早早来到教室等候。我们的教室在三楼阳面，很宽阔明亮，八排整齐的黄色书桌面擦得很干净，桌子还带翻盖桌斗，用小锁能锁上，每人还有一张椅子。我们班43个同学，七个女生，剩下都是男生。班主任李炳鑫老师进行了简短的介绍后，我们就在几个老师的带领下，陆续到学校各个部门，厂区车间进行了参观。什么车床机车车间、铸造车间、钳工车间、热处理车间、机电车间、实验室、化验室、图书室、运输队等等。同学们看了都非常激动，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看的眼都累了，当听到老实说自己学的专业多么好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那天晚上下课后，我拿出纸和笔，开始给父母写信，将我一路上及到学校后看到、听到的“新闻”向他们做了详细的汇报，并希望他们立刻回信。一天、两天、十天后还没有回信，我想他们想的都快疯了，每天一下课就和许多同学一样往传达室跑，希望有自己的来信，但一次次都是兴高采烈的去，回来却是败兴而归。我气极了，又写了一封，表明了自己的心情。这次没过一周，果然接到来信，他们说因家里忙没来地及写。我一想，的确，自己不在家，那么多的活计谁来干呢？后悔自己不该着急！不该催他们。
    从此，我新生活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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