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我的十年文革(下）

    1975年春节过后，父亲考虑到我还小，在家里劳动还不合适，就托关系让我完成高中学业。就这样我从一个农民又变成了学生。那年，大程委高中共招取了六个班的学生，从十五到二十班。每个班大约60人左右，我被分到十九班，我们的教室在程委中学东南角那排教室的中间。说来也怪，里面的初中同学还真不少，什么杜占三，王铁猛等都在。和我同时入学的还有本村小侯，小妹、小阁等。我又成了学生，心里不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每天照常早起，给生产队劳动一早晨，然后告诉队长我们还得上学，队长就让我们早走大约几分钟。回到家吃过早饭，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文革时期的教育路线是和“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路线”对着干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日子再也不复返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为此，学校教育采用“五三三学制”。所谓的“九年教育”就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和高中两年。
    大程委中学是河东片唯一的一所高中，两年制，共12个教学班，学校是一座公办高中，位于大程委村的最南边。大门朝北，出大门便是东西大街，校区的东西两侧是农田。路北是程委煤站，和煤站相邻的是农机修造厂和轧花厂。学校有校办工厂，生产粉笔和石膏教具，后来又开始镀锌等，学生们可在学习之余在里面参加劳动。
    当时学校的校长是石英和安木庚等，知名老师很多，如刘僧鹤、张国昌、李忠路、黄祖传、骆来格、苗玉明等。他们都是学校出名的老师，教学水平和威望均很高。我们还看到一位老教师，大概50岁左右，面色憔悴，有点蜡黄，行动迟缓，他每天病病怏怏，提着一只水桶，像幽灵一样有规律地从我们教室前走过，去学校东南角厕所南边的猪圈喂猪。每当同学们看到他时，都不做声，他也不和同学们搭讪。从同学们私下嘴里了解到，他是一个英语老师，名叫蔡余，是个“反革命分子”，正在接受劳动改造。那年头，一听见这字眼，人们都退避三舍，谁敢靠近。
    在高中的第一年，学生们学习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工农业生产知识机械部分（物理）、工农业生产知识化工部分（化学）、外语、政治、历史、生物（工农业生产部分植物部分和卫生）。每门课程都有人教，但没有人督察，根本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课下作业基本没有。我在班上是爱学习的，不知什么原因，竟觉得自己的脑袋开窍了，理解能力很高，对老师讲的知识一听就明白，各科成绩也很优秀，同学们都嫉妒我，说我是“数学家”！这种称呼在那时不是什么褒义词，而是一种讽刺和嘲笑，是会受到攻击和批判的！有一次我拿着自己的数学作业本去问数学老师牛灿章问问题，牛老师竟吃惊地说，竟想不到这个时侯还有人做作业，还有作业本。
    劳动课安排的比初中多了，我们不时被调到各村去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每当我们去劳动时，就带着家里做的干粮和劳动工具，我们家的小拉车还去过许多次呢，我和同学们一样，对无偿的劳动从不讲什么报酬，也从没想过报酬。程委公社路西商店那块地（现在的程委集贸市场南侧），就是我们大程委中学的师生用半月的时间拉土给垫起来的。记的那时十五班还出过一次事故。当时班主任刘僧鹤老师领着十五班的学生正在拉土，取土用的坑很深，大约两米。大热的天，部分女生怕热，趁短暂休息时蹲坐在坑底乘凉，只听轰隆一声，上面出现滑坡，将在那里乘凉的几个女生活埋了。一霎时人们慌了，从四面八方奔向出事地点，疯狂的徒手刨呀挖呀！在大家的拼命挖刨下，十几分钟后才把人救了出来，只见她们一个个浑身是土，血迹从身上浸出，有的身受重伤，人们手搭着手，将她们送往附近的程委地段医院抢救，据说宋村有一个女生后来落了终身残疾，事后如何了断，实在不知。那时我们的集体劳动很多，我们两年中先后去过庞庄，庄火头、张庄、程委等地劳动，还去过东阳村村东拔草。记得去张庄进行社会调查，请当地深受文革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所谓“受害者”讲解他们是怎样受害的，老师是怎样逼迫他们学习的，怎样行成近视眼的，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害的，他们讲时显得羞怯，不情愿似的。
    去博野开“万人大会”，集体观看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是我们政治教育活动之一。上级有命令，要求全县各个机关单位、部门、生产队、初高中学生、老师到县里来开会，场面搞得很大，形式搞得很火热，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人们积极准备，很激动和热心，我们背着背包（用绳子将薄绵被捆好，放上一双鞋，挂块毛巾、背包上插着小旗，手里拿着标语，有的扛着红旗，骑着自行车向县里进发，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那时博野到程委还没公路，而是土路。这条路显得很长，又很不平，坑坑洼洼，泥泥水水，但我们心气很高，很早就到了县里。我们将自行车集中放在东街的城关中学院内，然后赶到博中南边大操场上。只见那里人山人海，各种方队都有，五花八门，人们大多身穿绿色上衣，下身是黑色或灰色裤子，头戴绿色军帽（男生和女生一样打扮），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我们站着整齐的的方队，挺胸迈步成方队形整齐地向前走，通过主席台，接受着县里领导们的检阅，认真听着他们的政治讲话；在高大的讲台下面一侧，我竟看到了父亲，只见他正坐在扩音机旁调整着喇叭的音质，生怕出问题，我不好去打扰父亲的工作，只是不断地用眼遥望着父亲，他是那样的专注，那样地认真，半天都没离开过机器。
    还有一次来博野是和几个同村老乡做牛车来的，目的是看电影《闪闪的红星》，到了中午电影结束后，我们分头去找饭吃，有的去了博野食堂，有的去投亲访友，我就想找父亲工作的地点弄口吃的，但当家哥哥和另外一个同伴紧跟着，不肯离去，我又不好拒绝。来到父亲的工作地点。那是一个三间房的临街门市部，位置在现在的南街大队，它的窗户很宽大有很明亮，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修理电器的部门。到那后，我想自己下手弄点“拌疙瘩”给他们吃，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小口袋，从小面袋里我用瓢舀了一些白色面粉，然后放上一些水，发现竟不能合成团面，它很松散。怎末回事？我心里纳闷，细看方知这白色面粉不是白面，而是白色玉米面粉，再找没别的面粉了，只有咸菜条和一些小米，再找没其它吃的东西了。原来父亲为了我们，竟连一点细粮都没有，他太艰苦了！据说他为了我们，有时晚上只喝一些玉米粥充饥，将节省下来的钱为我们买工分、贴补家用、孝敬奶奶、供哥哥上学。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一心一意为家为工作的父亲！看到这些，我们几个也只好喝粥就咸菜了，谁也没说什么。
    那天回家，由于人多，生产队上的大车人多拥挤不好上，我们几个小青年就提出步行往家走，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家，也不觉得累。
    在程委中学学习的第一学年末，既1975年深秋，正值“批林批孔”后期和向“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时期，紧接着是评“水浒”运动又掀起了高潮，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病危的周总理。这期间，农村教育又有了新的改革方案。其一，各公社要自办高中，实行全面高中普及，赶超英美。其二，“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日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让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政策一出，各公社各学校纷纷积极响应，我们下届的学生就在我们杜田庄公社上的高中，新高中的地点选在耿庄东南角的一片坟地上。不管学生基础多差，不管听懂与否应届初中毕业生都来上所谓的高中！学生多了，师资严重不足，老师从那里凑得都有，什么层次的都教高中，老师懂得不多，学生闹得挺欢，整个教室里一团糟；大程委中学也来了所谓“贫管会”代表，就是从农村找来土生土长的老农民代表，参与学校领导决策机构，他懂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他是从大程委公社刘村大队抽上来的一个贫农出身的农民。这人瘦高个，可能认字不多，学生开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紧张地不敢抬头看大家。由于老师大调动，有几个老师都调回本公社了，程委中学也调来一些新的民办老师给我们上课，有一个老师是我们上届的同学，讲起课来，我们只能忍着性子听，不知她在说些什么，总觉得还不如自己看书呢。
    那时，小侯是村上我最要好的同学和伙伴，我们俩同时上的高中，我比他长两岁，他性情活泼，聪明友善，学习优秀。我们俩大多时候一起去上学，有时步行，有时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几乎形影不离。放学回到家，如没有什么事，就觉得闷得慌，总想和对方在一起。我们俩很合得来，读书、看小说、学习兴趣也大致相同，只是他更加活跃些。
    1976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也是惊天动地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经历了许多大的历史事件！这一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一年三个伟人去世、这一年24万无辜生命瞬间消失，这一年是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父亲讲过，那年天空中出现了三环套月，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也出现过，那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天灾人祸预兆，但我们没见着。
    一九七六年元旦刚刚过去，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经历了长期病痛折磨以后，阖然长逝，举国悲哀，世界震惊！人们对周总理非常尊敬，好多同学都哭了。后来我们在电影里看到“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部电影，非常受感动。
    3月8日下午，自然界的“天崩”也紧随而来，吉林发生极为罕见的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19公里左右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散落在永吉县境内，其中最大的陨石重1770千克，比美国1948年2月发现的“诺顿”陨石还要大，成为“世界陨石之最”。
    4月5日因悼念周总理而自发的群众运动，引发的天安门事件，吊唁花圈和挽联布满了天安门广场和纪念碑周围，但这场自发的群众运动随后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这条消息，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定性进行了报道。那天，我正在家给奶奶做饭，听到消息，赶紧往家跑，叫母亲打开收音机，当时的宣传和下面附录可截然不同。
    附：天安门事件，亦称“四五运动”，是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强大抗议运动。周恩来逝世后，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坚持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当时，作为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九时半，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
    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错误地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泽东又根据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4月7日，毛泽东错误地同意发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报道文章，颠倒是非，把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错误地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
    两年以后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四五运动是一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并波及到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5月29日，云南西部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3级，第二次震级为7.4级，9个县遭到损失，人员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房屋倒塌和损坏42万间。
     7月6日，朱德委员长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人们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唐山瞬间被夷为一片废墟。
    那天，我正在当院堂哥家借宿，后半夜突然觉得轰隆轰隆的响，又感觉到身体被推得滚来滚去一般，我们立即反应到是地震在发生，我们大喊一声，“地震了”！连鞋子也没穿就披着被子跑到院子中间。在随后的时间里，余震不断。上午我们去地里锄草，一场大的余震使我们都站立不住，只好用锄头柱在地上撑着才不至于跌倒。开始不知震中在哪儿，但几天以后消息传来，震中在我省的唐山市！一听到此消息，婶子一家吓坏了，因为大姐姐在那里工作！又过了大约十天，仍没有她的消息（通信和电话都中断了）。我父亲和堂哥就在余震不断地情况下去唐山打探消息。他们步行了好几天才到唐山市，她当时在唐山造纸厂工作，叔侄二人费劲千辛万苦，找到了她的工作地点, 昔日著名的国家企业已面目全非，成为一片废墟！到处是残墙断壁，一打听，人已在地震当天去世，没来得及跑出房间。他二人只好带着她的遗物回家，把噩耗带给家里！家里顿时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地震中心，解放军和各行各业的人们紧急抢救伤员。工人，技术人员抢修通讯、供水、供电、恢复交通。全国各地都派出建筑队去唐山参加修复和建筑，掀起了支援唐山重建唐山的热潮。
    我们都不敢在教室里上课了，教室改在树荫下；也不敢再往房间里睡觉了，每家在院里挖个一米半深，大约四平方米左右的坑，下面铺满麦秆和木板，上面用木头搭建的防水用的苇席尖顶，在随后的三、四个月里，我们一家就生活在这个简易防震木棚里了！年前才搬进房子里。人们被震怕了，一有动静就往外跑，我们有的用一小木棒支起脸盆，有的用酒瓶倒竖脸盆里的方法来提醒人们，当有鸡鸣狗叫时，都疑神疑鬼地以为地震的前兆而惊慌不安。
    附：有关唐山地震的有关报道：“地震震中在唐山路南区的吉祥路一带，即北纬39度38’，东经118度11’，震中烈度达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极震区以唐山为中心向四面延伸，约47平方公里。唐山市老区多为老式单层民房，震后变成一片瓦砾；新市区大多是砖混结构多层建筑，几乎倒塌殆尽；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物亦未能幸免，铁路轨道发生蛇形扭曲或由于路基下沉而呈波浪式起伏，地表产生宽大裂缝，桥梁普遍塌毁，地震构造裂缝延伸达8公里，裂缝带附近的地面运动非常惊人，其两则200多米的范围内连人都被抛向空中。地震的影响区域极大，强震波及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北起黑龙江的满洲里，南至河南的漂河，东临渤海湾，西抵宁夏的名咀山，14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几亿人受到扰动。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约2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严重破坏区3万多平方公里。区内民房大量倒塌，农田淤满泥沙，水渠、水并堵塞，公路，铁路、桥梁损毁。据京津唐地区累计，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强烈的地震使交通中断，通讯瘫痪，城市停水、停电。唐山大地震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官方提供的死亡数字为242,769，其它数据或数倍于此。以官方人数计，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一。因唐山大地震而成为孤儿的人数有4204人，庞大的人数令灾后重建更困难。另有16.4万人重伤，7200个家庭全家在地震中死亡。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千米。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倒塌民房53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为中国有记录至今第二多人死亡的地震”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他久病不治，离开我们；当时我们还有点纳闷，不是我们长喊“毛主席万岁”吗，怎么……？
    记得我们当时刚刚下课活动，学校喇叭里传来主席去世的噩耗，同学们乍一听到消息，都不约而同的停住脚步，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流着眼泪，有的竟泣不成声。消息公布完后，紧接着就公布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我们一听就更纳闷了，怎么主席死了，用周总理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呢？我当时除了不解外，还自己想可能是为了省事儿，不再组织了。后来的外电评论说，“可见中共当局内外一片混乱，让人不知是毛泽东死了，还是周恩来又死了一遍。”
    附网上有关毛主席去世时相关人员回忆：“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
    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一时，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沉静之中，似乎一切都停止了，没有昔日的喧闹，两派的对立也不见了，人们在沉思、在彷徨，在焦虑和担忧、在痛苦中挣扎！人们清楚的很，以往的皇帝驾崩就意味着改朝换代！下一届领导人是谁？中国向何处去？高中时期的我同样也再考虑这样的问题。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我和小侯都狂热地发誓说，“江青是毛主席的妻子，我们要拥护她，保卫她！”，我们为此还相互表决心呢。
    学校布置悼念工作，要求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主席的哀悼。哀悼期间，各个事业单位，厂矿、机关、学校、部队、使馆，都下半旗致哀.。每个人必须臂带黑纱，胸佩白花。在学校北边有一个轧花厂，厂里有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它很快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些悼念实况在不断播放。这台电视机当时在河东一带是唯一个带视频的宣传工具，人们从附近村落赶来，小小的九吋电视前人山人海，有大几百人之多。人们拥挤着观看吊唁毛主席的实况，看见江青身披黑纱，站在主席灵柩前，向前来吊唁的国内外领导人鞠躬致谢。
    过了大约一个月，人们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平静”之后，又听到一件更加使人震惊的爆炸性新闻，“北京发生了政变”。在1976年10月，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被逮了起来，一时人们更加不知所措。
    听说几百万群众又一次涌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
    附：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976年10月6日晚，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从而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时，中央还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至此结束，并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政治前提。
    人们已不知所措，思想徘徊不安，思维极度混乱。也就是这个时候，小侄子诞生了，全家人为此非常高兴。 
    高二下半年，学校又和上两届学生一样开始给学生们分学科教学了。那时学生被分为农机、财会、卫生、兽医等几个科，由村大队推荐，我被分到会计专业15班，小侯被分到农机专业17班，小妹被分到兽医专业17班。在十五班，我们的新班主任是位老数学老师，名叫刘僧贺，讲起课来非常受欢迎，他给我们讲“会计学基本知识和数学”。其它课的老师我们都忘的差不多了。
    保定是当时政局最不稳定，两派派性斗争不断的地区之一，有的地方武斗仍在继续。为了安定团结，新的政治局决定在年前不再搞运动，而是让保定人民过一个好年。我就是那年年底时高中毕业的，那时我才20虚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印象最深、最使人难忘的一段时期，也是说我那一生中的最佳学习期全赶上了，我们在这个时期潮流中，只能随波逐流，我们这代人损失太大了，它耽误了我们整整十年的光阴，十年啊！人生有多少十年？何况是人生学习的黄金十年！这对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这十年，使我从小学上学到高中毕业，没学没术。
    这十年，使我从一个孩子成长到青年，狂热无知。
    这十年，使我看到了政治家们的各种表演。
    这十年，使我见到了一些人为了利益和派性之争！
    这十年，使我从迷茫狂热，醒悟到以后的发奋求学。
真“巧”啊，这十年我正好全赶上了，一天也没耽搁。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又悔，又留恋。悔的是它耽误了我们这代人的学习，荒废了我们这代人生学习求知的“黄金时光”；学到的知识，除了主席语录和批判这个或批判那个的文章外，相比文革结束后的学生真是太少了！留恋的是这段时光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得到了磨炼，懂得了人生的艰难和短暂，生活的艰辛，过早的“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