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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我的十年文革(中)

  • 河东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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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4/10/8 11:03:36
  • 来自: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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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初中学习从七二年春节后开始,初中升学招生时按成绩录取的,我村七个人只考上了五个,另两个是分数不足和出身成份不好没被录取。初中由杜田庄、耿家庄、顿庄、小王庄和我们村的学生组成,入学时我考了个全校第二名,第一是顿庄的田中印同学。
    杜田庄农业初中位于杜家庄村北边儿的小白河南岸,规模很小,只有大约六个教室,对面两个教室是本村小学校。东西方向偏长些,大概有一百来米,南北有五十米,伙房和菜地在西侧,厕所在教室的西北角小白河边。教室没有后窗。我入学时学校只有四个教学班,两个年级,我们一年级所在班是五班,二班、三班和四班是二年级,他们是推荐入校的,没经过考试,我们是考来的。校长是谁已忘掉了,只知班主任是物理老师杜子寅,初一时语文课老师是刘振华和当时受教育改造的文革造反派头头某某,初二时语文老师是李志安;英语老师是宋大卷,,政治老师是顿志栓,化学老师是王东元,物理老师是杜子寅,历史老师的名字忘了,共有七个学科。
    我们班上共四十个学生,刚入初中时由于教学环境变了,自己的思维没没跟上,头脑一时发蒙,周围是一个个陌生的面孔,很不适应。不久我认识了许多小伙伴,印象深能想起名字的有:男生杜新建、杜占三、杜铁蒙、顿志广、顿志勋、顿志雄、田中印、杜剑英等,女生有闫博丽、田晓秀、顿绒毯、王小芬等。我在班上的成绩开始还可以,但后来随着知识的加深怎么学也不入门,特别是物理(当时叫《工农业生产知识物理部分》),初二开的化学(当时叫《工农业生产知识化学部分》)也没学好。有一次小考,杜子寅老师拿着我的试卷在班上说:“他只考了六分”!我就是不明白当时电学中的“左手定则和右手定则”,头脑拐不过那个弯。我当时的优秀学科是数学和语文、政治、历史和英语,最差的是物理和化学,总成绩在班上只占个上中等生。进入初二,我们班进行了扩充,原来的四班给化了,学习好的毕业了,学习差的被退入我们班。人多了,热闹了,耿家庄有几个大个男生我印象最深,他们在我上初中前我就认识,特调皮。以前我给生产队看青时就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总仗势欺人!他们经常欺负比他们弱小的同学,特别是耿庄那两个坏小子,他们仗着个子高大而欺负我们几个个子瘦小的同学。学习好的有:田中印、顿志雄和顿荣毯等。
    两年的初中生活很短暂,和小学相比,劳动量加大了。如:某村小队棉花闹虫灾,需要支援。公社领导一道令,我们学校就得全部出动。一二百个孩子每人两个垄,去拿虫。看谁认真,看谁快,大家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就把活干完了。有时路远人们中午就带干粮,渴了,就在路边正在浇地的垄沟里喝凉水儿。
    父亲在县城工作,每两三周左右才回一次家,那些年,虽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但我们都非常想念他。博野在哪儿呢?有多大,比我们村大吗?我们幼小的心里总是在盘算,希望有一天父亲能让我们去县城逛逛看看,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终于有一天父亲答应让我们去。我和弟弟怎么去的现在已经忘了,但记得一进城,眼就真的不够使,比程委村大多了!我们兄弟二人东瞧瞧,西看看经过辆汽车都觉得新鲜。那时县委和县政府住在现在的政府招待所里,父亲的工作部门临街,大概在现在的南街大队附近,而那时整个博野县城没有楼房,东西大街很窄,两侧布满了各种店铺,茶馆、理发店、博野食堂、照相馆、百货商场、药店、大礼堂,缝纫社、综合商场等。当时现在的南街还没有开辟出来。父亲让我们在电影院里看了场电影,并在对门的照相馆照了像,这是我们懂事以来第一次照相!当时我们俩穿着母亲给做的新衣服,带着别人给的绿军帽,精神极了,我俩非常高兴!激动了好长时间,那是我十六岁最难忘的纪念。政府大院搬到西边新址后,我还去过一次县城,是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的,这次他让我去看电视,一个大盒子,前面的玻璃上有人表演,有声音!真新鲜!那是一部12寸黑白电视机,县里没几家单位有。我记得当时上演的是京剧“杜泉山”,也就是后来的样板戏“杜鹃山”。
    我在初中时期无论在思想学习、劳动生产、团结同学等方面都是很出色的,被首先发展成“红卫兵”,和团员,还和几个小朋友一起表演节目“山东快板”,教我扪练的是班主任李老师,他身材高大,原先是教体育的。我们关系非常好,他也非常喜欢我。我对他的一次意外上课迟到和奇怪着装记得很牢,那是一个农忙时期的上午,我们按时到校上课后,老师迟迟不到,等了大约十分钟,只见他汗水淋淋,挽着带有泥巴的裤腿,穿着沾满泥泞的布鞋,穿着背心走进教室,向我们说因浇地耽误了,很是过意不去。我们当时虽不乐意,但也都理解。的确,当老师的,那时也非常不容易,家里和学校都得兼顾。
    由于机井在农村的广泛使用,地下水位普遍下降,农村原来普通的砖井渐渐没水了,人们被迫到处找水,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用水,我们不得不担着水桶在村上有水井的地方或人家串,有时得往村外的机井旁去取水。二叔家有一口压水机井,由于起初打的浅,水量很小。父亲就准备了一些打压水井用的材料,用竹竿作井筒,三根塑料管做井管,在院子东南角处(现在的大门略北处打成了一口压水井。那是十几个村民一起,用一天的时间,解决了多半个村子人们的吃水问题。在随后的四五年里,这口井给村民们帮了很多忙,人们从村里四面八方到我家来打水,但由于用的竹杆是井筒,每天清晨刚打出的水总有一股腐烂竹竿的味道,这种味随着人们打水的多了才会消失掉。卖豆腐的老牵哥乐意用我们家的水,他们说用压水机压出的水出豆腐多,我们也不知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初,由于地下水的下降,压水机也渐渐干枯了。在八八年盖大门时,该井被我填了。
    初二下学期,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紧接着评《水浒》,评历史人物“孔子”。“白卷先生”张铁生、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黄帅等“英雄”相继出现,从中央到地方,“批林批孔”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不学ABC,,照样开飞机,不学数理化,照样打天下。学校不考试了,不排比了,有的课也不上了,整天开会,到各村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棉花定苗、捉虫等热闹极了。我们没有了学习压力,到家就知道吃饭、帮助母亲干活。当时弟弟接了我的班,开始给奶奶做饭。
    附:当时震惊教育界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作者:张铁生。(该人在1973年考试中在考场中写了一封信,此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上了大学,被突击入党,受到江青同志的亲切接见,江青同志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亦随即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由于我们都上学,只有母亲一人去生产队出工,家里自然就挣工分少,队上分粮食是按照人三劳七分配,也就是说,生产队上分得的粮食30%是按照人口数分的,70%按劳动出工分得的。我家人多劳力少自然粮食就分的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每年父亲得花许多钱到生产队上买工分。
    两年的学习很快结束了,我初中“毕业”回到家,成了“放下课本拿起锄,跟着大伙种庄稼”的农民。本来应在程委中学继续上高中的,但由于我们家是中农成份,我姐姐在上高中,按照当时村革命委员会的推荐政策,得先优惠同村的贫下中农子弟,就这样,村里其他初中同学差不多都上了高中,王某被保送到耿家庄公社农技站当了学徒工,就我没了升学和就业的资格!
    74年是在家劳动的一年,开始正式的在生产队上劳动,这一年经历的事情很多,由于我个子较小,又瘦弱,每天只挣七个工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些年,我似乎懂事多了,家里内外的体力活计都落在我的身上,而且,我的家庭责任感还非常强,心里不是惦记这就是惦记那,没闲的时候。毕业后的我,自然成了家里的主力,那时我正好满十八虚岁,个子还很矮。除了每天上工外,我还被生产队上安排做“记工员”,就是每天下午傍晚收工时,拿出记分册给队员们记功分。一般早晨出勤给二分,上下午各给四分,全天满分十分。
    那是1974年旧历二月初,初春的小麦要浇返青水,待耕种的白地要灌溉,那时天还是那么的冷,我们身上的衣服还很单薄,我还是个不满十七周的孩子,个子很矮,但队长不管那一套,队长派我和当时的小队会计小卷两人去浇地。所谓浇地,就是这口机井你两个人从早到晚24小时包了。你得负责机井的电动机和水泵抽水,负责水不跑到别家地里,负责将分浇的地浇完,不断改动畦口,将不平整的地方整平让水得以灌溉,这两人还得轮流回家吃饭和睡觉,一轮下来就半月有余。在初春寒冷的晚上,特别是下半夜寒风刺骨,身上的棉衣棉裤怎能抵挡严寒?皮帽子得扎地紧紧地,戴着大手套又不方便干活,一个人在离村几里地远的地方苦苦挣扎,这个苦哇是受够了!刺骨的野风穿透薄薄得棉裤,直袭瘦弱的身躯,有时真冻得浑身颤抖。现在回家时如果遇上一起经历过的人,还会重复我当时说的“那野风真飕裆”,就形容出当时的情景。自己得管理一口井,不断改动着垄沟和畦口。到半夜一点左右,自己的“班”要结束了,就把畦口多改出三两个,回到村里去叫另一个人,其时间的掌握全靠判断。天气晴朗时宁静的夜空,星星一眨一眨的,不时有流星划过夜空,我们就凭借天上的北斗星方位掌握时间;天气不好时,寒风夹带着雨雪,吹到脸上,火辣辣的,不是早就是晚。在村北窑坑以东空地上浇地时(等待阴湿后耕种的地),我自己提着灯笼不断地忙活,隔一段时间还得沿流水垄沟巡视。机井离那有好几百米远呢,我们主要是担心跑水完不成浇地任务。当时,半夜刺骨的寒风发出“呜呜”的怪叫声,没完没了的刮着,那块地上还有几个坟头,其中一个就是刚刚埋过我们三小队上一个七十左右的老闺女。马灯突然被吹倒,灯熄灭了,我就心惊胆战地到破窑洞里去点灯,心里充满了恐惧,划了许多火柴都点不着,只好作罢,摸着黑凭着点点星光去浇地。还又一次我去村东浇地,改畦(浇地放水)的时候,听到几声猫头鹰一般的声音在叫,回来后发现我放在路边的甘草垫子(临时休息用的)不见了,筐头也被拿到路边很远的地方,我没害怕,因为我仔细查看,发现地上有人的脚印。他们(其他队上的人)在搞恶作剧企图吓我,是想试探我的胆量,但我没上当。就这样,我胆大的事情在村上传开了。
    还有一次夜半更深时,由于马灯倒地灭了,油也洒了,不巧水垄沟里的水冲开口子跑到其它地里去了,我自己怎么也堵不上。我就决定先停电关电机,等天亮后其他人来了再处理。那天是深更半夜,天是那样的黑,也是那样的冷啊!我只身摸索着到机井小屋,机井的水泵和电机在中间不停地运转着,电闸在墙上,我就凭借自己的经验和高度,在什么也看不清的情况下,伸手摸索着将三相电闸(还没盖防护罩)拉了下来。幸亏没触及裸露的三相交流电线,否则就没有今天的故事了!回想起来,后怕极了。
    由于连日在野外阴冷潮湿的环境下劳动,我身上患了一种叫“牛皮癣”的皮肤病。这是一种极其顽固的病症,一旦感染上,身上就长出像鱼鳞一样的白皮,痒的你难受,你越抓它越痒,使你白天不能劳动,晚上不能入睡!我从东程召找来外用药,不断地涂抹,但患病面积还是越来越大,涉及到大半个腿部、阴部和腰部,难受极了。父亲知道了我的病,从城里买来一种叫“大油”的注射液,每天两支,让二哥给打针,共治疗了半月才有好转,到夏天才彻底康复。
    县里技术站要在全县普及有线喇叭广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县里要将县广播站的信号用线路通往全县各公社和村庄,这得需要沿路埋设电缆。这项任务由父亲负责,父亲就联合程委、同连、小王、庄火头、杜田庄五个公社的电工,负责监护博野程委公路的铺设线路和沿路各村村民的挖沟、线路铺设、连接、填埋。由于人手不够,父亲让我来给他们帮了几天忙,运运电线,搭搭下手。晚上,我被安排住在县政府招待所里。自己一人住在宽阔、明亮又整洁的房间里,东瞧瞧、西看看,眼真地不够用,我没享受过如此的待遇。早晨起床后,找父亲一起吃过早饭,就和他们站上的几个人带着必须的工具和电料出发了,在那时我认识了杜田庄公社的技术员武仁以及广播站老孔老张等其他几个人。也就是在那个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我利用业余时间在父亲办公室门口学会了骑三轮。
    七四年初春,农村进行挖根源千方百计扩大耕地面积运动村内村边上的闲散地一律没收归功,被分到各个生产小队。我们家村西闲散地、村南菜园都归属生产队,原先地里的坟头也要一律铲平。一霎时,人们慌了神。我们家坟地在村东北角的外村地里,那里土改前曾是我们家的地,我们几辈先人都在那里埋人。不得已,父亲和当院的男人们匆忙将自己的祖先坟墓刨开,将棺椁往下移了一米多,等我们把爷爷、老爷爷老奶奶等人的坟头刚刚安顿好了,来不及下移的坟就被外村村民挑开了,尸骨被扔的到处都是。原先它曾是苍松翠柏,石碑矗立,以为入土为安的地方,可现在是尸骨遍地,一片狼迹。可怜几代先人,长眠地下多年,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已经好好地安息在地下多年,没招谁惹谁,竟会突然遭此厄运!那时,我们谁都不敢问为什么,也没有人敢抱怨!只是将那些遗骨收集起来,偷偷埋掉而已。
    同样,在我们村地里埋人的外村人的坟头也得到了同样的下场。我们村也动了起来,队长派我们十几个个年轻人去平姜家坟,金玉家坟等,那都是邻村齐村、刘佐等村的坟地,也有一些是我们村的坟。我们一起拿着工具,去往日人们轻易不去的地方—一片坟头。在那里,坟周围及上面杂草灌木丛生,一个个土堆、一座座墓碑使人不寒而栗,今天成了我们工作的目标。我们年轻人首先抢占自己的目标,谁都想挑大的,那样会显得你积极,工作卖力气。不一会儿,我们就把坟挑开了,当将棺材盖打开一条缝往里看时,发现里面竟是被麻布覆盖的尸骨,我就赶紧将棺木盖好,此刻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别人总想发现一些值钱的东西,比如大洋钱,金银首饰等,我却不敢向前!听说王某某曾拣到过银元,我并没因此动心,总觉得动用死人的东西不吉利。那时,如果你去地里,路边经常会发现人的肢体骨头、头盖骨骷髅和棺椁木料被扔的到处可见,心想自己家是运动的受害者,又是运动的参与者,所以非常矛盾,人们干了些什么,我们又正在干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运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这场风暴中,我们和死者都是受害者!都是不情愿的!
    在我们村东北方向大约3公里,有一个叫南林里的小村,该村虽然不大,古代就因有一个“还金井”的故事曾远近闻名,但在那年的“平坟”运动中却又出了名。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村的北面是北林里村,属蠡县管辖,南林里却隶属博野县,两个村子相隔大约不到一里地。在这两个自然村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片墓地。记得我们小时去姥姥家,总是从那片坟地旁边经过。那个坟地上有很多松树、柏树、杜木树和灌木等,一些大的坟前还有几个巨大的石龟,背上驮着高高的青石碑,显得很阴森,令人恐惧。那时我们由于小,不懂得看上面的文字。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中,将这个沉睡了几百年的古墓荡平了。村民们发现,在拆毁那座很大、很排后墓穴时,它与众不同。用青砖和白石灰垒砌的转套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柏木棺椁,随历经数百年仍显得很结实。当很费力的将它打开时,竟发现在里面盛有许多像茶叶一样颜色的液体,液体浸泡着一具尸体。打开覆盖的馆靖,里面显出一位穿着清朝时代官府的男子。只见这位男子静静地躺在棺椁里,面色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肌肉还有弹性。见此情景,人们一下子惊呆了,好奇的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不知如何处理。大约过了有一天的工夫,村里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的发现。当时保定派人来查看,并将棺椁连带尸体一起运走了。后来据围观的人们说,那是一位清朝县级官员。据墓碑上的碑文记载,该男子叫徐步正,南林里人氏。曾作县官,死后运回家乡安葬,距今已有三百年历史了。他的尸体至今不腐依然是个谜,是什么液体如此神奇?现在科学还没研究出来。
    我们村西属于第四小队王家树林中的小土包被铲平后,再往下挖,发现是一口圆形坟墓,很像过去地里的大口井。里面有两具遗骨,一男一女,排列凌乱,看结构情况,该坟的砖很大,而且曾有坟顶,深度在大约两米半多,直径约两米,坟正南面墙上有一小拱门,宽度有70来公分,高不过一米,用整整一百块砖就能垒上,。据老人们说,那叫活坟,是专门给六十岁以上老人们修的。传说在古代某个朝代(据说是元朝),皇帝认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没用了,白白糟蹋粮食,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制定了相应法律并强制执行。让人们给老人修个活坟,然后将老人活活囚禁在里面,然后连着送一百天的饭,每天送饭后儿孙要将留下的小门堵上一块砖,到一百天后,整个门就得彻底堵死,里面的人就得活活饿死。据说当时孝顺的儿孙能坚持送到一百天,不孝顺的每天可能堵两三块砖呢。这种制度发生在哪朝哪代已无从考证,但事实表明确有其事。参加工作后我问过博中的历史老师,但给出的回答都不尽人意。有人说是汉朝兴六十花甲子时期,还有的人说是更早。后来在我们村西南,村西和村东均有成片活坟被发现。我大爹在挖掘时还捡到一个古铜镜,上面有花纹图案,可算是古董了,但不幸的是,后来那枚铜镜可能被孩子们玩坏后扔了。
    农忙季节是指收麦和秋收,不比现在干什么都用机械,那时都是用人力手工去完成。首先,满地的小麦得用镰刀一把一把的割下来,捆好;再将它们用车拉回到打麦场。在打麦场烈日的阳光下,你要将捆着的麦子解开,铺散开,再不断用叉子翻动,借助太阳光将小麦晒得非常干燥;然后用人力或蓄力拉着石头磙子在上面反复去压,把小麦粒从秸秆上脱下;社员们用专门的工具“叉子”和“木耙”将秸秆过滤走,用只留下小麦和麦糠;最后再用手工簸箕或扬场吹风机将它们甩向空中,以借助风力将麦糠吹走,剩下深黄色的小麦。从天不亮到上午得趁凉割麦,中午和下午趁热压麦打场,晚上收麦,第二天晒麦入仓。这期间还得抢时间种玉米、高粱、山药和谷子等作物,这一系列的活能把人累的够呛!反正别想闲着!一个麦季,足有20来天,天天如此,和天气抢时间,争着将熟透的粮食收获到家并放好才算完成,如有迟缓,赶上下雨或阴雨联阴天,小麦会发芽生霉,辛苦一年就白费了,农民们都懂这些,所以得争分夺秒。秋收主要是将玉米、山药、棉花、高粱、谷子等收获到家,再种植小麦,为了赶节气,时间性也很强!
    入秋,“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潮,由于我从小喜欢绘画,平时没事总爱拿笔画这画那的,四队队长就让我给他们生产队大门的房匾上画五角星和稻穗。我就用自己在初中的几何知识一天功夫就画好了,除此以外我还帮助大队在街道的墙上画了几幅《安全用电宣传画》呢。还有一次,我们村小学校想向小学生们进行“批林批孔教育展览”,专门请我去画专题漫画,总共用了二十几张2号白报纸呢,画的都是有关林彪和孔夫子的,那时根本不明白大儒学家孔夫子和林彪元帅相隔2000年,他们会有联系?绘画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爱好,但并不擅长,因为从没有受过那方面的正规教育和指点,也没那方面天赋,画出的画拿不出手,也没艺术性,只是临摹而已,参加工作后就再也没画过。
    改良土壤、深翻土地是生产队时期人们在冬季必须干的活儿。一入冬,地里的庄稼不需要管理了,但生产队可有活干。我们得响应上级号召,深翻土地。理由有两条。一是有句谚语说:“深耕加一寸,等于施一茬粪”;二是改良土壤,可以将原来的红粘土和下面的黄土结合一遍,便于耕作。基于上面两种原因,农村的冬天公社农民们是闲不住的。在茫茫的空白地上,有时还覆盖着一层白雪,我们每人分配大约一丈来宽,数百米长。我们先用镐敲开冻土,再将下面的土翻上来,一天下来,能翻十几米长。时间长了,几十米宽,二三百米长的一大块地就弄完了。然后我和会计就用竹竿测量人们挖的深度和宽度,长度,然后折合成工分。有一年大年初一,人们吃过饺子,生产队长宪章还敲钟让人们上工呢。
    积肥运动是各公社根据上级指示执行的。它的含义是充分挖掘潜力,找肥源,多施肥才能多打粮食。上面要求将所有家庭厕所和猪圈重新建造,为的是挖出旧厕所尿液渗透到周围的黑土,拆旧火炕为的是要里面熏黑的土坯、刮厕所周围,老房周围的卤盐土。这些东西被认为有“肥劲”,可以当肥料用在地里,当时为了增产,可算是机关算尽,但打得粮食还是不多,人们的生活还是得不到改善,为什么呢?原因是很多的,如:有人出工不出力,社员们劳动态度和积极性的问题,粮食平均产量过低,上级摊派公粮太多、大集体式生产劳动误工太多、浪费极为严重;上面管的太死、下面不机动灵活,计划不周;下面生产小队没有自主权、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资源严重浪费等。
    在那时,都因为贫穷和观念落后,地里的树木变得越来越少了,植被被疯狂搜刮,
    在雨季,每年我村西面猪泷河需要派出村里青壮年去护堤的!七四年我们还身披塑料布,带着铁锨和筐头去上堤。进入七十年代后期,由于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运动,猪龙河上游曲阳县在王快地域修建了水库,对上游河水加以控制。从那以后,不发大水了,但河水显得越来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了,78年我县在宋村修建了贯通两岸的大桥,但从此以后,到雨季也没水了,大河小河都断流了,干枯了!原因很简单,它的自然生态被人为改变了!
   初中毕业后我在家里劳动了整一年,度过了我一生中难忘的虚岁十八。也就是那一年,我开始迷恋小说。家里有本新版《西游记》、《敌后武工队》,那时那种书不在市面上摆着,是父亲托人在新华书店买的,我家还有一本木刻板《草木春秋》,我都看过了。我们那时虽有电,但农村的电太没规律,三天两头停,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得点油灯。劳累了一天,吃过晚饭,借助放在界山墙灶王爷客塌儿(盖房时预留的一个拱形小洞,专门放油灯用的)里的油灯灯光看几页,我那时看过的小说有:《烈火金刚》、《水浒传》、《三国演义》、《苦菜花》和木刻板《今古奇观》等近十部小说。其中《烈火金刚》这部小说是我看过的战争题材的第一部小说,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书中的人物、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受到了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书中很细、很生动和客观的描述了当时我国抗日战争的残酷性,描述了人们当时的思想,刻画了以八路军警卫连长史更新为首的革命战士和当地村民一起,不怕牺牲、不怕困难、顽强的和敌人做着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些书中多数是通过同学借的或转借的,我都爱不释手。下棋也是我当时上瘾的娱乐活动,没有棋盘和棋子没关系,自己下手用土法制。我用粘土、小药瓶盖做,棋盘用玻璃或木板画,我还经常和父亲对上几局呢。
    小拉车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为了方便,父亲也买了一辆,这样如果生产队上需要时就能帮着挣点儿工分,自己家拉拉拽拽也断不了使用。就这样,拉小车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我和弟弟去自己家自留地,干完活回来,弟弟在车上,我说“你坐稳了,别掉下来”, 他不以为然说:“你跑多快我也掉不下来,”我说:“我不信,咱们看看”。我就拉着小车飞跑起来,不管沟沟坎坎,结果把弟弟颠簸的都哭了,现在想起真觉得自己可笑!
    为了多弄点钱,农民们千方百计开拓挣钱渠道,别的不让干,在自己家自留地了种些能卖钱的植物还是允许的,我们家在村西菜园里种过党参,在自留地里种过烟草。但由于没有种植经验和管理经验,种的东西总没有人家老手种的好,所以卖不上好价钱,我还和几个老乡骑自行车到饶阳去卖过烟草呢,人家很挑剔,结果白跑了一趟,后来通过关系卖给了东程召收购站。
    那年,由于母亲和我的出工,秋后生产队结算,我家首次分到了剩余的钱,分得了70多块钱!那时我一天全勤才挣7个工分,还还清了十几年前家里买大锄和镰刀的贷款,不用父亲用钱买工分了,我很满足,心里又说不出的高兴,心想我大了,能自食其力了。
    年底姐姐高中毕业后,我们家又增加了一个劳力。也是那年哥哥结婚的,由于家里房少人多,我只好到邻居家借宿。我借宿去过的地方很多,有同班邻居同学机耕家、根平家、堂哥家,后来上了高中还去过小侯家。
    到机耕哥家借宿发生过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那是在上初中时,我和机耕哥是同学,上学时常常在一起来走,当我吃饭早了,就去找他,等他吃完饭后再一起上学。有一次,他妈妈要交电费从炕席下取钱时,碰巧我在场,正等着机耕哥一起去上学,根本没在意。过了数日以后,一天在上学回来的路上,他们通过同学记功来问我话,我竟不知他在说什么,没在意。他母亲又问我母亲是否见我乱花钱,我母亲说没见过,她就把发生的事情向我母亲说了。她说他家里丢了40元钱。我娘一听很生气,就质问我,我还不知怎么回事儿,当母亲告诉我发生的事情后,我也很气愤,向母亲表白自己不是那种人,我也确实没干什么。这事在我心中产生了很大阴影,总觉得很别扭。后来又过了大约半年左右,他妈妈告诉我娘,说是她家来的亲戚,一个老表姨,曾在他家住过几天,经常见她取钱。其实他家发现丢钱时,我早已不在他家睡觉了。这事发生后,我就和没事儿一样和他们继续来往,只是再也没去他家住过。
千里独行行侠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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