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前的一九六五年，我七周岁，在本村开始上小学。由于自己从小多病，耽误多，没受过学前教育，结果一年后，不知学了什么，也没印象。时间进入一九六六年，在老师的一次家访后，稀里糊涂的留了级，也就是从那时起，才开始了我的正式学校生活，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当时初级教育年限是十二年一贯制，即：“四二三三学制”。既小学四年，完小两年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
“文革”始于
1966年，记的开始村里喇叭不断播放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和寥莫莎，评“海瑞罢官”。后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外加人民评论员的评论，在村大队的喇叭里反反复复重播的很多次，我当时都背过了。据说，就是这张大字报，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时间，“破四旧、立四新”和“斗私批修”运动从城市到农村陆续开始了！
附原文
: 《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随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大会结束以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林彪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真诚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斗批改。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才能触其灵魂。”周恩来也在大会讲了话，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
一霎间，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老将军、老革命、老当权派、知识分子和学校教师被无端指责、揭露、检举和揪出，继而受批判、批斗、写检查、受整治、劳动改造或住牛棚，甚至押监入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揪出”以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为首的“中国赫鲁晓夫”，并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开除党籍。彭德怀、贺龙、陶铸等被残酷折磨、批斗，最终含屈而死。一时，全国上下，各个单位、企业、工厂、学校和部队里一片喊打，乱成一片。所到之处，会看到手捧“主席语录本”，胸佩“伟人像章”的人。这成为一种时尚，没有这两件东西（红宝书和伟人像）不行，那会被人认为不革命，村里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没资格戴呢，我当时虽小，但还集赞了大小伟人像十几枚呢。
工厂企业都停工搞革命、斗私批修、破四旧了，学校停课了，开始了造反运动。他们见老的东西就砸，见老的书籍就烧，有多少流传了几十年甚至上千年的珍贵文物、书籍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化为乌有，多少好的传统习俗受到抨击！那时老师们不敢上课，他们带着学生（初中及以上的在校生）背着背包，到全国去串联学习和宣传。师生们每到一处，哪里就免费提供食宿，交通用的汽车、火车都免费，谁会不支持，谁敢不革命呢？当时父亲在杜庄农业中学当老师，还领着学生到全国许多地方串联过，我记得他去了好长时间呢。
我们小村里，人人动手拿笔，人人找批判的对象，墙上的“大字报”到处可见，看一天都看不过来，谁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但好多人都难逃被批判和抨击，特别是村里的大小干部、生产队干部、教师和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解放前参加过宗教组织的人和在敌伪时期当过伪军和参加过国民党的人。真是“大字报”满天飞，大大小小，花花绿绿，横七竖八，乱极了。大字报上面，除毛主席外，矛头指向谁的都有。
基层农村文革运动的初期是：“破四旧，立四新”和“斗私批修”，既：狠斗私字一闪念，以此净化人们的思想，不能有私心，讲“大公无私”提倡人们“向英雄学习，办好事”。当时人们崇拜的英雄人物很多，如：白伟鹏（因救人牺牲）、雷锋（因做好人好事而成名后牺牲）、王杰（为掩护战友牺牲）、焦裕禄（为党为人民劳累致死）、门合、刘文学、刘胡兰、欧阳海等等一大批英雄，他们的确是我们几代人学习的榜样。
人们的思想净化后，开始批判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缺席人数很多的情况下秘密召开，揪出以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彭德怀、陶铸等为首的所谓“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炮打司令部”的对象、政治斗争得牺牲品，也是我党伟人炮制的历史上的最大冤案，党史以来的最大耻辱！给他们罗织的罪名是“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入党做官”及他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成了“大毒草”，说他们“攻击”“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走苏联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那一套”，一时间，地方上一大批老革命、老干部被打倒、多少知识分子和教师蒙冤入狱，含恨九泉。
在我们这个不大的小村了，一夜间也冒出许多造反派组织，比如“刺刀见红战斗队”、“某某造反队”、“某某兵团”“誓死捍卫毛主席战斗队”、“红卫兵”等等。小学校里，也成立了
”红小兵
”, 取代了过去的少先队。这些组织打着“造反”的旗子，到处乱串，到各家后翻箱倒柜，含有旧时的文物、书籍、古画等被查出后会被没收或砸毁，人们吓得只好暗自偷偷烧掉自己珍藏的书籍等。白天，我们经常看到村里的造反派人物，有两个王某某、孔某某和侯某某等头头，带头领着一帮人进行所谓的革命“造反”。村里大街两侧墙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在上面抨击什么人的都有。村上几个老干部，以及杜田庄公社付佐才等先后被批斗，之前被打成右派的几个吓得不敢出门，解放前曾当过保长的侯老先生被拉出反复批斗，直至最后连吓带病而死。批斗会上，围满了群众，所谓“犯人”们由年轻的民兵，造反派成员押着，猫着腰，戴着由白纸做成的高帽，脖子上挂着小黑板，上面写着：“我是反革命分子某某”。遭受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数落，逼迫交代问题，说不清的就会受到脚踹，你推一把，我打一拳。当时我看到一位五十岁多岁的公社干部，叫付某，被批斗时弓着身子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跪在地上哭，甚是可怜。程委中学、博野中学先后有老师被批斗整治而死。出身不好的老师、公社干部和知识分子个个心惊胆战！稍微语言不当，就可能惹出祸端。
“劳动改造”也是那时整治人的手段之一，“造反派”们将村上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们的家属纠集在一起，或是让他们交代问题，或是让他们带着清扫工具到本村或外村去清扫大街，修路等劳动。我们见到，是贫农出身的王某，娘家非常贫困，嫁的好些，已是一个出嫁到外村几十年的老妇人，还被迫到娘家来扫大街，真是会羞辱人。
忆苦思甜是进行阶级教育的手段之一，通过回忆解放前受的苦，看“半夜鸡叫”、“高玉宝”、河南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等影片活动，激发了农村广大民众的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祖国的热情。使他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一首歌在大队喇叭里常播放，我还会唱几句：
“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仇万恨千仇万恨涌在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滚滚流……”。那凄厉悲壮的歌声在当时的确使人激动，使人想起旧社会统治阶级是多么凶狠残暴，人民的日子是多么难熬。记得大队组织过几次忆苦思甜活动，找几个解放前家境不好的老贫下中农大伯大婶进行讲述。他们的确受了很多苦，但有时他们讲着讲着就串了时间，讲到
60年大饥荒，饿死人，村干部就命他们快停下，只让说解放前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当然分不清时间段。
吃忆苦饭也是受教育的方法之一，一说吃忆苦饭，生产队就派几个妇女弄好多晒干的红薯叶，树叶、小米康、玉米轴，然后捣烂，加上一些玉米面粉和盐，做成团在笼屉里蒸，我们觉得新鲜，没吃够，想必那时人们就吃那个度荒年的吧！
出身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是当时最吃香的；而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是最倒霉的。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推陈出新和深入进行，出身不好的家庭成员、子女以及亲戚都会受到株连。升学、找工作都没人敢要，有的找对象都成了困难，甚至没人敢娶或敢嫁。当院好几个“老”姑姑，长得漂亮人品又好，都快三十才嫁出！我们家是中农成份，有几个姑姑，早在解放前就出嫁了，但其中两个姑姑家都是嫁给了富农家庭，住的都很近，两村相隔不足两里，就因为政治因素，吓得相互之间不敢来往。我们兄妹加入“红卫兵”和入“共青团”时，往表格上不敢填上这两个姑姑，害怕人家去调查。我们只填一个姑家，因为姑父是干部。
在村中心，也就是孔家大院门口的西侧不远处，搭建了一个牌坊。那是用木头搭建的，两面镶有写着毛主席语录的竖屏，上面有弧形横匾和一些彩灯。到了晚上，灯一亮，五光十色，非常好看，那里一时成了大人、小孩的休闲场所。
毛主席语录是各项工作的座右铭，人们都能背上上百条。那时，各村寨街道墙上，一块块崭新的语录牌到处可见，手捧红宝书的社员、工人学生到处都是。村里喇叭里不再唱宣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只有主席语录歌、赞扬共产党毛主席的歌声和“样板戏”。
“样板戏”是那时家喻户晓得大戏，它们是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及后来的“杜鹃山”、“平原作战”；和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村里没有别的娱乐设施，收音机是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外界消息的工具，家里有一台留声机，几张老唱片，我有空时就摆弄一会儿，都是老戏片子，什么“杨二舍化缘”、“刘巧儿”、“小女婿”、“望江亭”、“张瑜煮海”等等，有些我还能跟着哼哼几句，而在文革非常时期这些被当做“毒草”，是不允许听的。有几张老唱片上面还画着洋狗，前面对着喇叭端详，据说是西洋人糟改我们华人印制的，他们甚是可恶！收听敌台广播是犯法的，前苏联、日本和台湾电台经常播放一些老戏，如老调“潘杨颂”等，人们不敢公开听。
“样板戏”真算是普及到家了，电影上、县剧团、邻村齐村河北梆子剧团和各公社剧团、连杜田庄农中的学生都排练样板戏，父亲还帮着学生排练，在乐队里拉二胡呢。在杜田庄农中排练的戏“智取威虎山”中，二哥扮演孙达德、登起扮小炉匠、文才扮张大山、耿家庄振武扮杨子荣，宋村的海水伴匪首“胡大麻子”等。剧团到社里各村轮回去演出，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大人小孩差不多都会哼哼几段，戏上面的台词我们差不多都背过了。
运动持续了大约一年左右，县、公社和村生产队里原来的政权机构被“打倒了”或靠边站了，继而形成了以受地方人民武装部支持的“县工人筹备委员会”和受军队支持的“工人同盟总工会”为首的两大政治团体（以后简称“工筹”和“工总”或“幺久”“武装部”两大阵营。他们都打着保卫毛主席的口号”相互“革”对方的“命”；人们大都选择了自己的“立场
”，有了自己的“观点”，人们之间私下里会询问或打听对方是什么“观点”，如果不同，就很快成为对立面，相互辩论和攻击，互不相让，有的夫妻为此离异，兄弟之间反目为仇都不足为奇。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两个政治团体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事态由原来的“文斗”很快变成了“武斗”，武斗不断升级，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不时听到人们说哪里哪里死了人，拿博野，攻小店等等。
争权夺势的结果是“工总”派处于下风，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而得势的“工筹”，有地方武装“武装部”的支持，人强马欢。当时，军火库中的武器都用来武装了持“工筹”观点的成员，只见他们当兵的，身背子弹袋、手榴弹，各种长枪、短枪机关枪；当官的腰里别着手枪，真是武装到了牙齿。各种武器差不多我都见过了，他们一个个好像电影“敌后武工队
”里“汉奸夜袭队员”一样，神气十足；又好像鬼子兵上街一样耀武扬威。村里造反派头头和骨干们都带着枪，而公社里大小官员都佩枪。六七年各村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热闹极了。我们是小孩，到各村串着去看热闹，邻村杜田庄、程六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我去看了。程六市最热闹，“戏台”上面有人讲话，下面一大群人围着看，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兵民”保卫着，生拍有人偷袭似的。突然，村东响起了一阵“叭叭叭”的声音，我们都以为是放炮，一会儿，几个人气喘喘的跑来说，守村东小桥的机枪手走火了，我们小孩一听，撒腿往村东跑，总想着能拾到几枚弹壳。
各村委员会成立后紧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得势的一派对另一派人员进行搜查、掏窝、关押、审查和拷问。父母也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中，成了运动的狂热追随者，不过他们当时站“错”了观点，虽是一般成员，但父亲白天不敢回家，晚上让我们用螺丝固定房门，他在房顶上睡。有一天晚上半夜时分，我母亲和我们兄妹正在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动静，接着听到大门（用木头和高粱杆做的篱笆门）被推开，好像进来了几个人，我母亲叫我们赶紧趴在炕沿下，哥哥和母亲站在窗户两侧往外看。当时就听见有人故作洋腔怪调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叫他出来，还威胁说不管谁再跟他们作对，就砸烂谁的狗头，接着就听见他们用步枪枪托砸我们窗菱的声音。在半夜三更夜深人静时，这声音就像爆炸一样，震得我们耳朵嗡嗡响，随后还在院里放了一枪才骂骂咧咧地走开，过了几分钟，又回来一个人打着手电在院子里面转，像是在找什么，后来我们猜是寻找子弹壳。我们都吓坏了，大气都不敢出，其情景就象电影里鬼子来了一样，心里觉得恐怖极了。后来听说他们是村里的几个骨干分子，想吓唬人。
大乱必定带来大治，中央发布“
7.13布告
”，要求人们“安定团结”，上面含有毛主席红笔批示“照发”的字样，由飞机散发。一张张“布告”像雪片飘扬，徐徐降落。年轻的村民们、孩子们见到此情景激动急了，也乐极了，争先恐后地向飘落的地方奔，从那以后，听见飞机响就争着跑出去捡布告。拨乱反正带来暂时的安定，开始耀武扬威的“工筹派”倒霉了，上面派来
4800部队来保定地区“支左”，紧接着部队宣传队入住各个厂矿、机关、学校、村落，把原先靠造反起家的当权派们统统赶下了台，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对那些人在文革初期“胡闹”的人员进行检举、揭发，审查，关押或批斗。在村里及生产队里也同时进行了夺权，吓的那些人像劳改犯一样在家龟缩着，不敢出门，不敢大声说话。
我们村来了好几批军人，每次大约四、五个人，他们对群众非常热情，都住在原孔家大院的临时大队部里（村里大队干部活动的地方），每天的饮食靠村干部临时指定或各家各户社员家里轮流着提供，饭后当天结算，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四角钱，一斤粮票。当时乡亲们对军人特别崇敬，每家都愿意把他们请到家里去吃饭。
由于群众的揭发、检举，原先持有武器的“掌权者和造反派们”先后交出了武器。一些顽固分子，拒不交出，但又担心被查出犯法（因私藏武器要判刑的），有的吓得偷偷将凶器扔到井里。过去的砖井口很大，由于地下水很浅，大概只有两三丈深，农民浇菜用辘轳挂上水斗往上提水，旱季的水井很快就会被淘干。有一天，村民王某用陈家菜园里的井水浇菜，将水淘干后发现井里有异物，他把他家二儿子放入水斗然后送到水里去查看，孩子说有枪。我正好路过，他说你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我当时年幼，不计后果就同意了，结果下井一看，是一枚手榴弹和步枪的枪栓，枪管。我将这些“发现”放入水斗，连我一起被吊上来。我这个美呀，心想自己可本事了！时隔不久，在村中北头的一个砖井中，我又被王志申叫去下过一次井，收获也不少，捞了好几枚手榴弹和两个枪栓。但当回家向母亲表功时，被母亲训斥一番，父亲也要揍我，说我是个不知好歹的傻小子！
父亲在文革初期在一所初中教书， 他肯钻研，爱好无线电，业余时间都给人家“帮忙”了，每一回家，都会有人找他修这修那，闲不住。母亲总为这和父亲怄气，我们也有意见，因为那些人不管人家有空没空，总是缠着不走，直至修好为止。1969年，县里成立了技术站，父亲由于酷爱无线电出了名，被县里聘搞专管技术维修，并因此转成正式工作，时间不长他连自己以前的十几年工龄也接上了。父亲到县里一上班，人更忙了，半月二十天回不了一次家，家里又剩下我们母子五人了。
哥哥在完小毕业后赶上文革，学校都停课不招生了，没学校上，只好在家务农。当农业中学成立后，那里开始招收初中一年级学生，父母就叫他去上学。不到一年，由于父亲的调走，家里没了劳力，哥哥不愿让母亲一人受累，就中途辍学回家务农了。在家劳动的两年中，十七岁就被派出到曲阳山区挖河筑坝，回来后他当过生产队会计。第二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他被保送到师范学习。那时，由于宋村河里还有水，没有程委通城里的汽车，每逢哥哥走，都是我送哥哥到林庄河口上车。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由于初中没上满，基础差，跟着很巴结，但他不畏惧，而是加班加点，虚心向别人请教，刻苦学习，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完成学业。哥哥走后，我就成了家里的干活主力。
文革进行到70年代初，政治斗争形式趋于平缓，由于一派掌权，又有军宣队的支持，人们的生活、劳动渐渐恢复正常。每天，我们都正常背着书包上学，课本很简单，只有算术和语文。语文没什么内容，大多是毛主席语录，及一些先进个人事迹；算术中得每一个章节和公式，算法都有主席语录做指引，然后才是正题，所有作业也是如此。老师每天一进教室，我们先起立，对着主席像举起左手，握紧拳头表示祝福“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有趣的是，有一回，上午才进行了惯例的祝福，下午就不让进行了，还听私下里有人说：“林彪坏了”。
大约过了十几天，消息得到了确切，上面正式文件下来，首先向村民们传达了林彪事件的真相，广播里也不断发表批判文章。一时，清除林彪余党的运动在全国上下展开，批判林彪成了人们的头等政治大事。课本上，林彪的照片被挖下来扔掉，有关他的像章也不见了。
听说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十次路线斗争里，计有所谓第一次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李立三左倾、第三次瞿秋白的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第四次罗章农、第五次张国焘分裂主义、第六次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第七次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第八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第九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第十次林彪反革命集团。这次划分把中共在以前某个时期的曲折、失误的账，算到个人头上，可以抹煞集体领导的责任，模糊挫折、错误产生的复杂原因，是一种充满传奇性、可以满足某种窥视欲的解释方式。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严肃性，又容易被利用来进行党内不同意见、不同派系的权利斗争。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和帮凶姚文元、张春桥等骨干对此推波助澜。1976年拨乱返正将江青四人逮捕后改称十一次路线斗争。
文革时期由于政治原因，有好长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不知干了什么，反正天天背毛主席语录，天天去上学，也不知自己该不该升级。课本很薄，内容很少，有时根本没有课本。老师基本不留作业，如要求写作文，就在石板上反正面写上一些交上就行。作文都是批判“刘少奇、林彪的。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和他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大毒草，他的“读书无用论”、“学而优则仕”、“入党做官论”和“读书做官论”等等，反正坏事都是刘少奇和林彪他们干的，好事都是毛主席的。
本来应正常五年的小学生涯，我们却稀里糊涂在小学呆了六年半，原来的招生和毕业都是在九月份，而文革时期却改成了一月份，所以我一九七一年末我才小学毕业。在进入小学毕业前的四五年级里，正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恢复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开始了拨乱反正，社会秩序好转，教育质量得到了提高，开始了很久没有出现过的考试，我小学课程还可以，语文很好，四则运算、珠算都学的较扎实，我的三四年级是当时靳老师教的，五年级是刘老师教的。那时的学校已从村西搬到村东（现在已闲置荒废），反正离现在的学校不远。学校是八间平房，不宽大，窗子也很小，即使这样也算在村里是高级的，因为她是镶玻璃的窗户。黑板是水泥做的，课桌是长条桌，供几个孩子一起用。当时，五个年级分三个教室上课，五年级独立只占一间，由刘老师负责；三四年级由靳老师负责，一二年级由李老师负责，他们都是两间教室。校园面积不大，南北稍长，约六十米；东西窄，约四十米。北面是第三生产队的耕地，西临私人侯家的闲散地，南邻东半部是侯某家的菜园和西半部孔家的房子和菜园。夹在两家菜园中间是通往学校的主道，再往南是东西机耕大道。东临四个生产小队，他们分别是三队、四队、一队和二队。
当时的学生劳动很多，劳动量也很大，每周只从周一到周五上课，周三下午和周末学校休息。我们四五年级的孩子就得和社员们一起下地挣工分。生产队是工分制，成年男子如果从早晨、上午和下午都参加劳动，能挣十个工分，成年妇女一整天能挣九个工分。我小学时期从五分升到六分，初中及毕业后挣七分，到高中毕业那年才挣八点五分。我们的劳动除技术活外差不多什么活都干过，队上年轻人们乐意在一起，比如说拉大车送粪、拉土，这样的活计很多。当生产队上大牲畜不够用时，队长就派十个左右青年男女各拿着家里带来的绳子，一头儿拴在大车（农用牲口来的两轮胶轮车）的车辕上，由一壮年男子驾辕，让人拉，人们连跑带跳，说说笑笑把活干，很有意思。再比如收割麦子，人们站成一排，每人同样多，我们小的并不比大人们割地慢。
在劳动中，我们几个小青年相互帮助，相互比赛，我还学会了边割边捆绑的割麦技巧。由于年龄小，身体弱，力气小，我们很多人很快就累地不得了，有一次我躺在一捆麦子上，腰痛的难受，大人们就说，锻炼锻炼就适应了。锄地、定苗、打场收麦、轧草、收拾棉花、收玉米、种麦、喷农药除虫、浇地、刨山药等等农活我都干过了，而且表现的很出色。在劳动锻炼中，我学会了用工具“左右开弓”的技术，不管锄地、担水、还是刨山药，工具在手里右侧使用时可以随意移到左侧，以减少一侧的疲劳。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运动是文革时期的政治口号，由于当时身在台湾的蒋介石总是叫嚣反攻大陆，北面的苏联领导人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之流在我国东北黑龙江和西北新疆、正北中蒙边境屯兵百万，有大举进攻之势，我国内地掀起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运动。我们几乎每天都听到士兵集合，训练的口哨声，军号声。当时在程委村东有一个大沙土岗，大约有十米高，上面长满各种树木。驻扎在程委的“支左”士兵们就在那里练冲锋，他们荷枪实弹，挖战壕，修掩体，还很像电影里一样，吸引了好多大人和孩子观看，我还和弟弟去北林里见过一架高射炮和两枚炮弹呢。农村里的民兵们有的都发了抢，加强了训练。
我们家土地面积不大，房子以东是一块空闲庄基地，南北较短，它的前面是我们出去的过道，这条过道向西走是我们家，向南拐是另一家，过道前面是三奶奶家遗留的菜园，南北只有一长来宽，紧挨着是二叔家的房子。在这块闲置的庄基地上，我们当菜园种植了很多蔬菜，在周边还载了许多榆树。有一年，我和爷爷要了一些药葫芦种子，并种在了每棵树周围，那年，每颗榆树上挂满了小药葫芦，非常惹人喜欢，但有一点不好，就是它多的竟将好好的榆树压弯了，葫芦藤也将榆树缠的死死的，不利于树木生长。那时，浇地没有现在的自来水，而是用南边程家菜园的那口井水，我和哥哥经常用辘轳和水斗将那口井的水取出来浇菜。
文革时村民们的生活极为简朴，就说穿在身上的，大都是农村土织的粗布衣服和手工缝制的鞋子，人们为了防止尘土，在下地前，用一块白毛巾箍在头上，也为了擦汗方便。商店里也有一些好看的机织布，称为“洋布”，需用布票去买，“的确良”和“晴纶”料子的衣服是
70年代中期才兴起的。阴雨天或晚上妇女们在家里是闲不住的，她们得做一些针线活和一些家人穿的衣服，旧的和破的衣物还用来糊成“夹纸”来做布鞋。那时人们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艰苦朴素生活方式，农村姑娘订婚和出嫁前要将自己的“拿手活”让婆婆看，比如给未婚夫做一双布鞋或秀一付鞋垫等。由于家里条件差，我还穿过用日本尿素包装袋子做的夏季白色衬衣，衣服背面有大字“尿素”和“日本株式会社制造”字样，那布料是尼龙的，很耐穿，有一件我竟穿了好几年呢。
那时，人们的衣服颜色非常单调，男人们主要是黑、绿、黄、灰、白；女人的衣服只是比男人多个红、和蓝，款式也陈旧得很，女孩子有个白纱巾裹在头上防风沙就不错了。那时农村男青年们每人除夏天外，春秋冬三季都戴着帽子或下地时头上扎一个白毛巾。带绿色军帽是当时男青少年的一种时尚，青少年们都对军人非常崇敬，如能搞到一顶草绿色的军帽，那真是幸运！商店里有许多帽子，但颜色大都不尽人意，也容易褪色，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帽子大多是从沈阳表兄弟们那里搞来的。
那时的住房非常简陋，大都是外墙一层砖和墙内一层坯，当地农民给这种结构的房子叫“戳斗房”，人们在开玩笑时如说“住上了卧板房”，意思是坐了牢。因为那时的监狱班房修建的很坚固，其它房就差多了。在农村，农民们盖房大多是为了子女成亲才进行的，那时盖的房从风格到款式都和现在不同，房顶部是土木结构，门窗是木头做的，外墙是砖包的，里面的墙是土坯的，所由于墙体很厚，故冬暖夏凉。比如要盖房，顶部：你得准备横梁（有时省略用厚的隔山间墙取代），檩条、椽子、苞子；墙体结构用的砖分为戳斗砖和板砖；根据分布又分，上三斗焦砖、中间面砖、碱下用缸砖。墙内的土坯是用人工夯实制成的，尺寸比砖大些；夯土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力气活，一般由青壮男子做。那时一架土坯才五元钱，一个壮劳力从早上天不明开始，一直打到下午很晚。在秋春两季，经常听到砰砰塔塔的夯坯声。窗户、门、及门口上和窗户口上都需要木料的支撑，这种木料叫“过木”。土活更多，得找人挖地基并夯实、提前将盖房用的砖和土坯架好、将砌墙用的土堆集好，备好和泥用的水。乡亲们助工吃饭用的酒菜和粮食等等。每当一家盖房时，相亲邻居都会从人力物力上进行帮忙，有的还曾送礼物。我从十几岁就会帮人家助工，开始不让做技术活，只让搬搬砖，运运泥。提溜泥（拎泥运泥）这种活儿是很累人的，建筑时都是青少年们干这种活，你得拎着三十来斤稀泥，在泥水间行走，并运到砌墙用泥的地方，这活儿又脏又苦，到了上午巳时左右（大约11点半），就会有人给运泥的小伙子们送“包子”，为的是让他们在午饭前再加一把力，多干点活儿，人们称这种包子叫“巳时包子”。十七岁时，我给一家姓王的助工，由于觉得往房上扔砖很好玩，就和当时扔砖的师傅换工，结果没扔几块砖，由于扔的不够高，上面砌墙的师傅躬下身去够，结果背部触墙，从大约一丈多的建筑交搭板上摔了下来，立刻昏迷过去，幸亏有个懂医道的，经过抢救才苏醒。从此，我吓的盖房时再也不扔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