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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4/10/5 17: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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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
——作者：博野曙光
我记的自己是虚岁八岁在本村上的小学，也就是文革之前的一九六五年，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劳动培养，教育年限是十二年，“四二三三学制”。既小学四年，完小两年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小学生每周都有劳动课或劳动时间，比如一年级时就要由老师领着，拿着篮子或背着筐，在麦收时期去生产队地里拾麦子等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有时要到村里贫下中农家里帮助他们扫地、抬水、喂猪喂鸡等等简易劳动。记的一年级时第一次学校组织给队上拾麦子，过了好长时间，自己不知干了些什么，傍晚下工时一过秤，我只拾了0.5斤，逗得周围的人都笑了。当时小学在村西北一家三间平房里，窗户是农家花菱木窗，里面糊有白纸；教室里德黑板是用木头做的，四周的墙和屋顶很黑，土地面也高矮不平。我村小孩子少，是复式教育，即一个教室要有两三个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由一个老师负责。老师讲课时，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只有上自习课或写作业。那时，我们一年级小学生没有课桌和凳子，只有坐从家里带来的小凳子（当地叫小歘），没有书桌，就将书包、课本和写字用的石板放在膝盖上书写。我们每人都把家人缝制的千层布（破布拼凑）书包放在膝盖上听课或书写，书包里面两本书，语文和数学，一块石板，几只石笔，背着家里的小凳。由于瘦小，不开化，也没上过学前班，不知上学是在干什么，一年下来不知学的什么，所认文字有限，连自己的名字也没记全。
还记的王振海老师到我家找我父亲商量，提出让我留级，父亲没给我商量就答应了，这样我又上了一个一年级。退班（留级）后的我开窍了，学习进步了，也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成绩上升很快，老师经常表扬我，及时戴上了红领巾，还被评上班“三好学生”，与老师一起到公社大会上领奖呢！现在回想起来，年幼时记忆力挺好。比如有一次本村侯老师给我们听写生字，大约有一百个，我只有一个“年”字模糊了，少写了一横，老师因此打了我一板凳腿，把我吓哭了，这是我平生挨老师的唯一一次打。学校注重平时教育和奖惩，表现得好，老师就发支带橡皮的铅笔，心里高兴地不得了，臭美好几天呢。从小到大，除了小学一年级退过一次班外，以后就再没让大人费心管理过自己的学习，而且成绩还一直很好，经常听到老师和相亲邻居的夸奖。一年级是多么短暂，留下的记忆不多，只记的摔了几块石板，弄坏几只铅笔。整天村里喇叭里不是唱“刘巧儿、小女婿等”就是喊“全党全军总动员，大战1966年！”和批判“三家村”，评“海瑞罢官”等口号。到66年秋，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知播了多少遍，我现在还能背诵下来呢。那时自己是小孩子，不知是在干什么，不管大人的事，不往心里搁，整天除了上学就是和小朋友们一起疯玩儿。
当时四代人三个家庭同住一个三合小院，非常拥挤，而我们在不断长大，爷爷提出盖座新房，地点选在村西老庄基地。为了筹备盖房用的砖料，爷爷把我们住的西厢屋给拆了，我们一家只好临时搬到北屋东间住。当然大多数活计都是由我爷爷、大伯和我父亲他们来做，他们父子辛辛苦苦准备了半年左右，当正要盖房时，因和后面大爷家有矛盾，人家不让搭手脚架和埋木桩。无奈之下，爷爷将我家的房子根脚（房基）往前移了三尺。房盖好后，爷爷就将父亲叫去商量说：“你们一家先搬进去住吧”。就这样，我们一家五口人搬进了新房，我当时还小，大概才上一年级，又因生病出麻疹，在老宅躺了近一个月，没看到盖房。
刚盖好后不久，墙还有些潮，我们一家就搬进的新房，那栋宅子门口上面镶嵌着一块竖砖，刻着“房后余坡三尺”，它的存在记录了一段和北临居一家关系不好的历史。当时我们一家和后面大爷一家关系非常紧张，大人及孩子之间几乎互不往来。每逢我们从他们家门口经过，他们家的小孩经常骂人，所以我们总是躲着他们。
父亲回乡的那几年里，父亲帮助村上办了电，当别的村还一片黑暗时，我们村许多家庭就有了电灯，而且村委会也有一台扩音机，用来广播一些通知信息，晚上放一些音乐或戏曲之类，吸引着周边邻村许多村民到户外戏。
我们搬走后，爷爷在北屋的西窗前种了一棵树，名叫“十里香”，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当它开花后，发出一阵阵香甜味道，让人心旷神怡。它的花不大，细长，成银白色，但花期很长，从外面百八十米处都能闻到它那诱人的香甜，导致成群的蜜蜂围着它转，发出阵阵“嗡嗡”声。我们每年都会将落下的花收集起来，或者夹藏在书里，舍不得扔掉。在大门口左侧，爷爷还种了一颗桧柏，它的形状像一个圆锥，长的很慢。同时，父亲也在我们住的门两边各种了一颗，其中一颗长的很好。我们长大后，这两棵树因为需要才被伐掉。
我小时也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活泼好动，从早到晚吃饱了就会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上树爬墙投坷垃仗，反正别的孩子们会什么也也会跟着掺和，但有时也会出现危险情况。
我从房上掉下来的经历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我童年时期印象最深的经历，那时的我身材消瘦，灵巧、好动，贪玩，有时心不在焉。那还在村中老宅院西厢房居时，大概是七八岁左右，事发的经过是这样的：母亲让我上房将晾晒在西邻东厢房上的绿豆用筢子翻动一下儿。我乐意上房，一听说让我蹬梯子上房干活，特别高兴。平时偷偷上房总是挨批，今天总可以光明正大地有个理由上去了，上面视野真开阔。当时农村的房子大多是连着的，我们家北临大街，东临程家过道，南邻是三奶奶家，西邻是记信爷家，到了房上，你可以串到西边和南边好几家的房上呢。
我拿着筢子，兴高采烈地到了房上，从南到北拉着筢子倒退着在绿豆上走，边走边四处看，心里忘了在想什么，那座房的房檐是经过炉渣和石灰加工过的，不够突出，因为是倒着走，我没察觉，忘了是在房顶上，走到房檐了还不止步，“扑通”一声，从房上跌落下来。下面夹道里有个鸡窝，幸亏是双脚落地，正好掉到鸡窝顶上，将大奶奶的鸡窝给砸塌了。大奶奶一家正在吃饭，听到声音，不知何事，连忙跑出看，看到我已从鸡窝上跳下，鼻子尖上划出了血，正站在鸡窝旁。当他们明白了怎么回事，在场的人全都乐了，忙问摔着没有，我摇摇头，不好意思地从大门跑回家了。母亲、哥哥姐姐都在埋怨我粗心，我当时就觉得腿和脚酸疼，但没扭伤、摔伤和外伤，我没哭，心里只是怕，一怕父亲回来怪罪；二怕如果自己头朝下，不摔死也得致残。爷爷奶奶很快也知道了我从房上摔下之事，觉得又好笑又好气，还说你和你二哥一样不细心，原来他也挨过摔，不同的是，他从树上掉到下面的树杈上，被树夹住自己下不来了。
我当时身体瘦小、灵巧，又赶上那座房子没房檐，这也可能是自己没头朝下跌落和没摔伤的主要原因。第二次是搬到村西新房后，由于和弟弟追逐戏逗，我从家里小西屋顶上站着跳下过呢，也没事。还有一次是我和弟弟推着从纪仲爷家借来的独轮车到刘村三姑姑家换黑豆喂小猪崽，我和她家的表弟一起玩，也曾从他家大房上跳下过，碰巧也没事。
连庄哥是已故年儿叔的长子，我们两只差两岁，我们是紧当家，一个老爷爷，又是前后邻居。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家紧挨着我们家的西北角，到他家去，得绕过我们家前面。年儿叔去世时，连庄哥仅仅两周，还是我父抱着他，帮他仗着招魂幡给叔叔送的葬。之后，婶子和二奶奶拉扯着他们兄妹五人艰难的生活着。他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两个姐姐。连庄哥性格耿直，上学时学习成绩很好，我们小时他总是呵护着我。它下面有一个妹妹叫小朵，比我小一岁。我们同年时期经常在一起玩和拾柴拔草，很合得来。最小的弟弟从小顽皮的很，性格娇惯而且脾气暴躁，上学贪玩不好好学习不算，还经常到处惹事生非。在我们刚刚搬到村西新房不久，他在家里柴草屋里玩火，将家里整个小西屋及里面的木料全部烧光，还把二奶奶给严重烧伤。那火势是那样的大，二奶奶用扫帚怎么能灭得了，被烘烤的整个脸部冒起大泡，太吓人了。还有一次是我、他还有小朵妹妹一起去砍猪草，在回来的路上，他竟然把人家种在路旁边预备留白菜种子的菜花给砍光了，还不让我揭发，被人家沿路追到家里。
我们家祖上在村西与程六市交界处有一南北长，东西宽的闲散地，里面长满枣树，每逢八月十五左右，我们一大家人就去那里打枣。将那个大杆子击打在枣树干上，鲜红的、又红又绿的大枣纷纷落下，铺满一地，我们就把落在地上的枣儿检到篮子里。我特爱吃鲜红而又硬实得枣儿，那真是又脆又甜，小孩子们专门捡大的枣子，拿在手里，摇一摇，听里面有没有响动，有声音的叫“响枣”，其实是里面的核和果肉分离导致的。我们将枣儿进行筛选，好的放在高粱秸秆上晒干储存食用；将青的枣儿蘸点儿白酒用罐子封好，几天后打开吃醉枣；有残的枣儿和烂枣用来烧制醋。可惜，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变化，爷爷担心那块地会被没收，就让家人将里面的枣树全部刨光，从此我们就没枣儿吃了。
小时，我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儿的时候很多，由于自己性格虽在兄弟们当中比较活泼，但同外界相比还属于不善于交际、语言相对较少之类，给家里惹祸并不多，不过也有几次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记得大概是十几岁时，生产队上让我看青，就是看护着队上刚刚收获的玉米秸秆不被“拾柴者”“拾”走，和本队王家的二儿子发生冲突并把他揍了一顿，他父亲不干了，追着要打我，我跑开了。还有一次和李大活家的二儿子李金熊发生口角，也将人家给揍了一顿，被人家家长带着孩子找到家，我父亲只好给人家说好的，事后气的父亲非要揍我不成。高家二儿子高某比我小，从小很娇生惯养，村子里比他大点或小点儿都惧他，不愿惹他。但我不知怎地得罪了他，追着要打我，我们俩就混打起来，最后被一些在附近的大人拉开了，谁也没占到便宜，人们见状纷纷说我，‘别看他平时弱小，还真没怕那混小子’。
少年时期的经历可不是那么悠闲自在，是在艰苦生活环境中度过的，每天早晨，母亲叫起我们兄妹四人起床，然后帮着她做饭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我和姐姐从七八岁时就一起从井里打水、抬水。做饭时我拉大风箱，姐姐炒菜、擀面条等。吃饭后，然后我们就各自带着自己的学习用品上学去，根本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样有大人专门接送。到了学校，我和姐姐在一个教室上课，她上三年级，我上一年级，她写她的，我们写我们的，互不干扰。下课后，你玩你的，我们玩我们的，偶尔小朋友们摩擦打架，哭哭啼啼，打打闹闹，老师训训一会儿就没事了。我们小时没什么玩具，即使有也是自己做的。
当时农村经济状况及其不好，那时，队上发给的燃煤非常有限，大部分做饭用的燃料只能自己筹备。由于贫穷的缘故，社员们们为了生存，为了维持正常生活，为了度过寒冷的冬天，大人、孩子不顾一切地搜寻能燃烧的东西。原先曾有很多树林，树叶和灌木，但到文革后期就几乎所剩无几。庄稼地里的点点滴滴庄稼秸秆、柴草、植物根（高粱、玉米、谷子、豆类的根，各种树叶等都被人们当做柴草搜刮到家当做柴禾，作为做饭和取暖烧了。生产队上分的以外，余下的都被人们你争我抢了，大的被捡走，小的用耙子搂，连一些柴禾毛都不剩，因此地表被搜刮的干干净净，植被损失相当厉害，生态环境很快遭到严重破坏。每到春秋两季，大风刮起来，浑天黑地，经常看到天空中形成土黄色的旋风，弯弯曲曲，旋转着带着沙尘，通向无际的天空。
别小看这拾柴拔草，勤快的、眼快的孩子出去总是满载而归，懒的或慢的总是拾不到多少！我和姐姐差不多每天都能背着沉甸甸的一大筐草或柴回家，家里的柴禾和干草能堆成几大垛，母亲总是夸我们。有时拾太多了，很重，路上得休息几次才能将自己拾到的柴草背到家，经常是被压的腰酸背疼。这样，自己家地里产的和生产队的庄稼秸秆就成了主要做饭燃料来源。谁勤快，谁就得的多，孩子们那时也是被迫不得已才去拾柴禾。有时我想，我个子不高的原因一是小时患病，二是小时担水、拾柴拔草给压的！
我少年时期出去拾柴经常和西邻王占阳在一起，他比我大两岁。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村北那一大片坟地有许多腐朽的树桩，那时过去伐树留下的，我们如获至宝。接连好几天，我们带着铁锨和斧头到人家坟地上去挖那树桩，直到挖完为止。
冬季农闲时，我们男孩得早起去拾粪积肥（拣动物粪便），搂柴禾和树叶；女孩子早起帮助母亲做饭洗衣纺线织布。“拾粪”是过去农村男人们冬季经常做的活计，每天早晨，天还蒙蒙亮，我们就得起来，背上一个筐，拿着粪叉或铁锨，到村子内外转。那时，发现一摊臭屎是自己最大的目标，在哪儿能找到动物粪便也是一门技巧。一般早晨拾到的粪大多都是四处乱跑的动物遗留的。人们为了节省，将自己饲养的猪、狗、未成年的小牲畜等撒开散养，让他们出去自己寻食。动物们总是昼伏夜出，行走时溜边，这样就形成让你发现其粪便的规律。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都知道怎样劳动，怎样帮助我们的父母，照顾老的和让着小的，知道做家务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从不怨言，我们兄妹四人的少年时期都是这么过来的。
到了四、五年级时，劳动量加大了，每周末都和大人们一样按时出工了。比如冬天翻地、拉土、送粪、轧草、开会等；开春后活计多了，早晨天还没亮，生产队长的钟声一响，我们就得起来，赶到村中心队长敲钟的地方等待他分配活计。当领了任务后，我们就赶紧回家拿好工具跟大伙一起去地里干活，劳动到早晨七点半左右下班，然后回家吃早饭，再去上学。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母亲每天得下地劳动，回家后还得给我们做饭、缝制衣服、整天累的腰酸腿疼；而我们兄妹四人，除弟弟年纪小外，每天不管是放学回家还是劳动下班回家，都得赶紧帮助母亲做家务，如生火，拉大风箱烧火、打水、抱柴、做饭菜和收拾家务等力所能及的劳动。
春夏秋三季是最忙的季节，无论大人孩子，谁都有事情干，大人们正常时间忙着在生产队里干活，抽空还要到自家的“自留地、自留园”里干活（自留地和自留园是土地改革留下的，按人头数分配每人两分地，自种自收，不用交公粮。自留地的留用大大缓解了当时粮食不足的困难，要是光靠生产队里分的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我们小孩子们从春天开始就得利用学习空闲时间打猪草（挖一些猪、鸡、鸭或兔子吃的新鲜野菜），如：青芥菜、绿豆颗、牛奶子颗、曲曲菜、燕子乙、红心笊篱、马勺菜、节节草、腕子草、稗子草、剌剌苗、醋醋六、芦草等等，我们都知道自家里的家禽或猪喜欢吃什么。夏天和秋天，除了拔草以外，拾麦子、拾柴禾，拾山药。我们兄妹每年拾的柴禾加上生产队分的庄稼秸秆基本上够全家多半年的生活和做饭用。那些年，生产队里每年发给农民的燃煤极少，每人每年只有150斤左右，就这点煤，还得过筛子筛。筛出细些的磨成饼，用来冬天取暖，但在冬天我们还是不生炉火，因为大部分细煤磨成饼用来给奶奶供暖；粗些的夏天生铁炉子做饭（拉大风箱）。那时，在冬天大部分村民们生不起火，一般就靠做饭时烧土炕；再冷了，就生个火盆（将做饭后的余碳火取出，放在一个铁或铜制的盆里烘暖一下房间）。
我记得姥姥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村妇女，头发花白，个子和我母亲一样高，一付小脚，牙齿脱落的一个也没剩，又不肯镶牙，只靠上下额麽擦吃东西。她三十左右就成了寡妇，在当院同族人的帮助下，利用姥爷去世获赔的抚恤金，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艰难的生活着。姥姥一生没享受过什么福，是在哪年去世的，我记不清了，可能是一九六九年。只记得当时姥姥到我们家来，帮助母亲做些家务，父亲当时在博野上班时间还不长，几周才回家一次。但姥姥没几天就感冒了，又赶上我父亲没在家里。母亲就赶紧找我二哥找药医治，但吃药也不管事，母亲就和我舅舅联系，送姥姥回北林里村，又找人治了几天后，仍不见好转，且病情更加严重转成肺炎不治去世。我和姐姐听到噩耗前去吊唁，当时我还怕人家笑话，不敢和姐姐一起进去跪下哭，吓得躲在房后的厕所里，直到姐姐将我找出。姥姥去世后好长时间，娘的心情一直很难过，我们经常见她暗自伤心落泪，她总是自责没有侍候好姥姥。
爷爷身体一直不错，但在70年突然患病，原先怀疑是肝炎，后来经查是食道癌。卧床好几个月，我父亲到处寻医找药不见好转，疼痛之时，靠注射吗啡止痛，受尽病魔的疼痛煎熬，但爷爷意志非常强，疼的满头冒汗时也不喊叫，后来不能进食，在我十二岁那年去世，我们都很难过。爷爷一生没留下照片，我现在保存的还是在他生病期间父亲陪床时给他写的生，很像的。
祖父去世后不久，祖母由于年事已高，就不和大爹他们一家一起生活（吃饭）了，但和他们住在一起。她靠我们家和我大爹两家轮流伺候，每家照顾两天。开始，我们做好饭后给她送去，但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吃饭凑合，口味也不同，后来奶奶就要求我们过去一个人给她做饭，她想吃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娘就派我承担了这个角色。开始我什么也不会，是奶奶一把手一把手的教我做，她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没几天，我学会了擀面条、用开水冲鸡蛋、冲淀粉粥、包饺子，炒菜等。奶奶吃炒鸡蛋不用一般食用油炒，而是用香油。当时，我做的饭奶奶特别爱吃，每当饭做好后，放好小桌子，就将饭菜端到抗前让她吃。在等她吃饭时，我们还得给她烧壶开水，奶奶吃完后，我将她的碗筷刷洗后收拾好，才能回家去自己吃饭，然后再去上学。到了冬天，我们还得给她送煤、生炉火取暖、没煤时就得背柴来烧土炕。她的炉子是和炕厢连在一起的，老家农村叫它“连炕炉”（也就是炉火在里屋，在炕沿下凹进去一半，一半露在外边，）。这种炉子取暖时产生的烟很大一部分进入炕洞，然后顺着炕洞进入房子的烟囱；同时，还会有一些烟将散发在屋里；烟道通过土炕为的是给土炕加热，又省了买烟囱，它的热效率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尽管炉子不大，但这种火炉子及其危险。奶奶因为怕冷还让我们将窗户封堵的很严，也不让将隔间门上的布帘支起来，结果她连好几年都中煤气，把我们都吓坏了。就这样，有好几年，奶奶的一日三餐成了我的专职工作，每天放学后不等母亲安排，我就会到奶奶家侍候她。后来我上初中了，这份“工作”就轮给了弟弟，他做的也很出色！现在有的时侯我还在睡梦里梦到忘了给奶奶做饭，等跑了过去，奶奶饿的直骂我们呢。
弟弟在家里最小，很受人们宠爱，他聪明而且很顽皮，就是不听话，也不好好学习，到七八岁时还很任性，我们都知道让着他，有很多时他竟打起我了，后来母亲对我说，别光顾让着他，会把它惯坏的。当有一次他撒刁又打我时，我没办法只好还手。和我比，他毕竟力气小，以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我从小身体单薄、灵巧、好动，整天不是和小朋友们一起趴在地上放“机关枪”，就是上树爬墙玩弹弓打鸟，疯跑着玩。但没有扒过瓜，上树摘枣和用长竿套西红柿那倒是在行，脱掉鞋子上水泥电杆掏鸟窝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在东程召大姨家，上了她家门口的电线杆，上面还有电线，我没敢去摸，但这些事均由弟弟的告密被父亲揍过，我是我们兄妹四人中挨父亲打最多的人。母亲和哥哥几乎没打过我，我和姐姐差两岁，我们俩没少发生冲突，但最终我是打不过她的。由于好动，整天上树爬墙，泥里土里地摸爬滚打，身上的衣服没干净和完整过，有一年，姐姐和哥哥笑话我一冬天竟穿破过三条棉裤。
我少年时的玩具之一是用红黏土做的“模儿”,一种模具。这种土很黏，挖出后反复揉，压制成不同形状的花纹和图案（有虎、蛇、人物等等），晾干后在火中烧。烧好后放在衣服口袋里，小朋友们下课或放学后的闲时比赛溜模，看谁溜得远，远的赢近的，公平合理。输了再制，赢了再输。
我少年时玩具之二是用红粘土做的玩具是“泥钱儿”，即把一小块红粘土放在两个同样大的“大钱”之间，钱孔处穿一小木棍，然后在砖平面上滚动几次压成膜，再晾晒干就行了，同样，溜泥钱儿和溜模儿比赛的章程是一样的，我们玩的可认真了，谁也在想办法使自己的“模儿”溜得比对方远，谁也在想赢对方的“钱”，这种竞争生存意识从小就形成了。
我少年时玩具之三是自制土“弓箭”，用一根有弹力的竹片儿或木棍，压成弓形后两头拴好绳子固定，再用高粱杆（方言称挺杆儿）做箭杆，用刀削一个带尖的头或用铁丝做箭头，就这样一个简易弓和箭就做成了。记的有一次我领着弟弟及几个小伙伴带着自制的弓箭去村西土坡儿上比赛射箭，我们都爬在地上瞄准并发射弓箭，然后岁数小的就主动跑去捡回箭头。不知怎的，还没等他们回来，我手中的箭却又发出去了，不偏不斜，正中弟弟的下巴，弟弟哭了，我吓坏了，跑上去一把将箭头拔下就跑了，吓的很晚不敢回家。晚上回到家还是挨了父亲一顿暴揍，再也不敢玩弓箭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害怕呢。
我少年时玩具还有，长杆箭，用来在夏天射蝉（方言称“知了”的夏季昆虫）、玩弹弓、火柴枪、耍石子儿、滚玻璃球、编蛐蛐笼子、推铁环；打陀罗（打懒老婆，方言称’打耳儿’）和抽鞭子等。鞭子是我村孩子们玩的最多的，记的当时我村四个生产小队，其中二队为了搞副业，从外村请来了两个熟制毛皮的师傅，开了个皮作坊，地点在村东北角高梦尚家闲置的小院里，院子南北较长，东西较短。工人师傅们在北面正房里加工毛皮，将晾干并切制成的皮子放在外面院子里晒太阳，孩子们就趁大人不注意时跑去扯一把皮子就跑，回来后自己捻成鞭子。鞭杆分三节，鞭把、鞭身和鞭苗，鞭头由粗变细最后是辫梢。鞭杆有长有短，赶马车和放羊用的鞭子较长，赶牛车和驴车用的较短。一时，村里的大小孩子每人一两条鞭子。孩子们没事抽鞭子玩，噼噼啪啪，鞭声不断，仿佛没鞭子就没面子，不会抽就没能耐似地，不久都学会了，鞭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整个小村儿比过年还热闹。
开“坷垃仗（用土块，石子、砖头等向对方投掷）”也是儿时曾参于过的一项活动，说是活动，其实是打架，但不是和同村同伴们打，而是和邻村的小孩儿打。那时我们和村北西程召、村南杜家庄的孩子们麽擦不多，主要是和邻村程六市的孩子多有不和，因两村距离太近，他们村的地在我们村东，人家种地得路过我们村，开坷垃仗是常有的事，不过，当开仗时，不管哪方受了伤，都不找后账，只要听到有人喊一声，“大人们来了”，孩子们就都吓的四散跑开了，你说有趣吗？
我家曾养过一只黄花母猫，非常惹人喜爱，她中等个，颜色呈黄虎狸型；活泼可爱，同理人情，善解人意，乐意和人亲近，让人抚摸，她和我们一起戏逗；她也是抓鼠能手，善于昼伏夜出，每当半夜归来，总是通过我们在窗户上特意给她留的小口，嘴里叼着逮住的老鼠。她把老鼠放开，不急于杀死，而是戏逗一番，或让她养的小猫见识见识她的本领，可能在教他们如何捕杀猎物。这时，如果你靠近她，她就会发出“呼呼”的声音来向你示威，可能在说：“别靠近，是我逮住的，不许你抢”。我想这也许是动物在食物面前自我保护的本能吧。当她吃饱了，你再逗她，或把她的猎物取走她都不急不顾。冬天的晚上，猫由于怕冷，经常往我们睡觉得地方靠近，很多时候她都往我们的被窝里钻。半夜，每当她从外面回来，都先用她的胡须在我们的脸上划来划去，我们就知道她想钻进被窝取暖，我们就把裹好的被子支开一个口，她就顺势钻进，然后伏在你的胸前，有时还将头枕在你的胳膊上大睡。她睡觉时发出有节奏的呼噜声，很好听的；当你在外面行走，她有时会站在高高的墙头上看着你，你一叫她，她就会顺势跳到你的肩上，让你背着她走。那时人们卫生意识较差，根本不知猫有那么多传染病，被猫不小心抓伤的时候很多，但从不理会，只知她常接触老鼠，会把许多跳蚤带到家里来，我们却不在乎。我们都喜欢这只猫，她伴随了我们四五年，每年春秋两季，她都能生产一窝小花猫，小猫欢蹦乱跳更淘气，睁开眼后，嗷嗷叫着四处乱爬，讨人喜欢。
有一天，猫又逮着一只大老鼠回家，吃完老鼠后，她突然变得神经不安，紧接着呕吐起来，我们很快意识到是她吃了被人毒死的老鼠，赶紧给她打针进行抢救，但都无济于事，她死了，留下了四个嗷嗷待乳的小猫，小猫才出生几天，不能吃食，不久也死了，我们全家都为此很难过，我们都哭了，她把我们的欢乐带走了好长时间。
后来我们又养过几只猫，但那只猫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由于农村毒鼠药的滥用，导致野生动物及家养的宠物大量死亡，猫的数量下降很快，我们都不敢给猫老鼠吃了，很多时候，只好将猫用绳子拴起来，限制它活动，结果老鼠不但没被毒死，反而更猖狂了。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不拴猫了，差不多家家养宠物，猫的数量急剧上升，到处可以见到流浪猫或狗在悠闲的活动，而老鼠也非常罕见了。
过去的学校没那么多的作业，放学后如没家务，地里也没活儿时就没事了，剩下的就是玩，小人书是宝贝，虽书店有卖的，但对农村孩子来说是看得起买不起的，就这样谁有小人书谁人缘就好，谁能借小人书谁就有面子。父亲当时在博野新华书店买过一本《西游记》，这本书在文革时期成了人们罕见的古代文学书籍。当时，历史文学书籍很少，我们只见过《赵五娘》《岳母刺字》等宣传古代名人轶事的小人书，更多的是宣传和赞扬英雄人物的，如：《红珊瑚》《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刘文学》等等。当自己想看没看上，借不着，或人家不让看时，心里痒痒得很，遗憾好一阵子呢。
由于没有什么其余文化活动，变戏法的、说评书的、及流动电影和幻灯等工作队下乡便是当时孩子们非常渴望的。每当听说县里放电影的下来了并在周围某个村上映时，激动地不得了，有时晚饭都顾不上吃，就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出去看了，一连几天晚上，串着到各村看，同一内容的电影连看几遍也看不腻，直到轮到本村上映才罢休。那时在村上看电影都是在露天，村干部找一块空地，傍晚架上电线、挂上银幕和喇叭，吃完晚饭后，村民们就仨仨俩俩带着小凳来占地方了，前面的人坐好后，后来的人只好站着看。有时很挤，拥挤地妇女孩子们哭爹喊娘，争吵少不了发生，场面非常热闹和混乱。邻村程六市过去有一个礼堂，那是我们周围村民唯一不用露天看电影的“高级”场所，里面空空，没戏台和座椅，它是六十年代初县里为河东人民开大会建立的，位置在现在的水塔北面，后来塌了，过了几年县里又投资砌了外墙，由于没钱没封上顶，又过了几年，村里自己投资封顶了，可没过几年又塌了，现在已荒废并被卖掉。记的很小时该村丁字路口南路西（现在的本村小学）还有一个西方人修的西式教堂，青砖绿瓦，汉白玉台阶，很有气势，不幸的是，文革初期破四旧给拆了，现在只看到几块石头。目前的教堂是九十年代初教民们自己兴建的，在村东头。每天清晨，都能听见教堂的钟声和信徒们朗诵经文的声音。
“看青”是生产队里在学校放假时让孩子们常做的工作，那时生产队里防止粮食、庄稼及物品被人偷窃或牲畜破坏，采取的保护措施之一。拿看护玉米为例，我常常带着自己的作业，站在一个位置较高而且有阴凉的地方，找块砖头坐下，做会儿作业，看看书，并审视来往的每一个过路人，警惕性还很高，有时见到“捣乱”的人或动物，就跑过去让他们走开。
说起蛇，少年时期见过不少，什么灰白花的，绿红黄花的，白线杆、野鸡脖子等。当地的蛇基本没有毒，除了水蛇以外。我们小时出去拔草，如果见到蛇，心里又惧又恨，不知它是吃老鼠的，非把它打死不可。又一次我和同龄人王来景在村南边王家坟上去拔草，看见一条蛇钻进一个坟头上方的洞里，洞的地势很高，洞口也不大。我们俩个出于好奇，就用砍草的镰刀去刨那个洞，里面那条蛇被大概我们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给激怒了，突然从洞中窜出一跃而下，朝我们扑来，幸亏我们躲闪及时，否则会被它咬伤不可。我们也生气了，每人捡了几个砖头去追那条蛇，你一砖头我一转头很快就把它给砸烂了。另一次是我一人去村南玩，路过程家菜园南面东西墙头上的一个缺口，正准备用手扶着越过时，手碰到柔软的东西，低头一看是蛇，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气的立即拿起砖将它打死。还有一次我和弟弟去割草，远远看见一条大约一米左右的白线杆蛇半身竖立着向我们吐舌头，我立即挥舞手中的砍草刀迎面跑过去，当跑到蛇跟前，也不知怎么划拉的，见那只蛇不动了，它竖起的头连七寸都被我用刀削下，而且只剩下身子，头部早被甩到了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吐舌头呢。当回到家里给母亲讲，母亲告诉我们不要杀生，那是益虫，专吃地里的老鼠。还说过去有人捉住过一条蛇，放在火里烧，烧蛇的味道引来许多蛇，半夜蛇头领群蛇在去他家闹腾，把他给咬死了！听了母亲的话，我就再也不轻易打蛇了。现在更加明白要保护野生动物。现在觉得，以前的所作所为真太不懂事了。
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刘文华老师带着我们去白塔参观，接受抗日爱国主义教育，白塔村地处我村西部，大约15里，我们小学生清晨出发，每人背上背着背包（用一个小被子放上两只鞋用绳子捆好做成），像军人一样，拿着记录本，站成整齐的队伍出发，一路高唱革命歌曲。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来到宋村提口，只见那里滚滚的河水约有二百米宽，我们没见过那么大的河，也没见过那么多的水，又兴奋又害怕。两个大的平板船来回摆渡过往的行人。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上了船，船上有两个船夫，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开始他们让我们蹲下，叮嘱我们不要动，也不要害怕，接着两个船夫开始将竹竿插入水里用力撑，你一杆我一杆，那样大的船就像一辆庞大的牛车一样被他们赶到对岸了。下了船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沿着猪泷河西堤往南走，走了不到十几分钟就来到白塔村。
白塔村紧靠猪泷河西大堤，“五一”大扫荡之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我八路军某师33团长途奔波，在夜间入住该村，由于内奸告密，被附近来自博野、蠡县、安平等地的几千日军包围，为了掩护主力和附近村民撤退突围，机枪连奉命掩护，最后全连官兵都壮烈牺牲，白塔村和邻村同连的部分村民800多人被鬼子驱赶到一家大院用火活活烧死，制造了远近闻名的“白塔惨案”。讲解员还说，邻村同连有位青年村民被鬼子追的无处躲藏，缩藏到一家厕所里，当鬼子进去搜查时，他潜入粪池中不敢动，等鬼子走后才敢出来捡了条命。这次去郊游参观，使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变得乐意出门了，非常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她有多大呀？城市是什么样的？大海、河流、山川是什么样子，什么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我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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