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着通往博野的长途汽车，大约行驶了两个小时，到达久违的博野车站。也许是由于我提前给家里发过信，还是父子连心，我刚下车，就见父亲早已等候在车站。他帮助我将行李从车上取下，放在自行车上，我们一起来到父亲工作单位。听说我回来了，他的几个同事纷纷过来，问长问短。和父亲一起吃过饭后，我向父亲讲述了毕业的分配问题，父亲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目前国内工业改革，形势不容乐观，县里大小工厂面临调整、改革、解体或关闭，上面城里的形式也好不到那里。说着，呈现出满脸忧愁的样子。最后他说，大不了回县该行。我总认为没那么严重，没往心里隔，由于回家心切，在那停留的时间不长，我就骑着父亲的自行车戴着行李回家了。 不知是很久不骑车，还是技术不佳，刚出程六市村口时，由于没在意，自行车竟掉进路西的沟里，幸亏不深，否则会连人带车给摔坏的。到了家，见到久别的母亲和哥哥、弟弟，真是高兴，说起话来没完没了。 我很快收到学校寄来的派遣信，拿着信，我们到保定市劳动局报了到，但那里的大小工厂根本没有留我们的意思，关系很快就转回到了县里。我只好到县劳动局报到，等待县里分配工作。到了县里，父亲就忙活起来，跑东跑西地找关系。本来我是学热加工的，虽说县里的工厂中没有我们的专业，但工厂毕竟是我的归宿。当时县里有机械厂、水泵厂、大修厂、水箱厂、轴承厂、春雷无线电厂、农机修造厂、棉纺厂和化肥厂等。但当了解到工人们发不了工资，没活干、产品没人要时，我心里想，人家不想要人先不说，就是要，去了又干嘛？往别处想，电力局、银行、工商、税务等行政单位，没人没关系别想沾边。 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地方上派性仍很严重，当权者都靠亲属和人际关系。再说，父亲平时性格内向、耿直，又不善于抽烟喝酒，所以联系起来非常困难。教育行业中的书店、电影院、剧团等单位说好了又不好、他们的日子也不景气，所以父亲也很着急，我心里更急。写信给同学们打听消息，都一样，我们保定地区校友共九个人，大都有这样的遭遇。其它市里的同学也不景气；写信问老师，他们说，去年还好分配，但今年赶上我国工业改革，也就是“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不再“统购统销”，而是“市场竞争”。学校也没办法。我也曾去保定人事局、劳动局等地去打听、咨询，但全市都一样，几次往返后均无功而返，我彻底失望了……。 在家里等候的三个来月里，我没间断在生产队上的劳动，白天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挣得工分都记在母亲的名下；回到家里，心里烦得很，恨不得早日上班。每天都希望父亲将好消息带回家，但每次都是失望。最后父亲问我，你当老师行吗？本来，我一点当老师的心理准备也没有，也许是被压抑的太久了，心理着急，不愿意每天下地听乡亲们的“关心问候”，也不再愿意让老父亲为我分忧和到处求人，我就不假思索的说行，并补充说：初中任何一门学科都行，就是别让我在小学。 父亲在教育行业还算有熟人，没几天的时间，父亲拿着办好的关系对我说，“安排好了，你去某社中学教书吧，教英语，在家的这三个月里，工资倒是都补上了。”原来，父亲已将我的工资支了，我那时的工资是每月31.5元，三个月还不到100元呢。我无奈的答应了，心里明白以后会面临什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真是有苦说不出。 过了两天，我骑着哥哥的自行车来到某社中学报道。这是一个地处农村的社办初中，村子不算大，大约有一千多人。当时它是当地人民公社政府所在地，社直属机关有卫生所、、农机站、粮站、轧花厂、供销社、煤建公司和邮政局等七八个单位，该村离我们老家大概有十七八里地。那天，接待我的是一为老校长，人们叫他张校长，解营村人，大约五十多岁，身体矮胖；教导主任也姓张，身体高而粗壮，其年龄较校长略微小些；总务主任姓湛，中等个，满脸胡子和麻子，四十多岁；团支部书记性秦，是个女的，四十来岁。老师们见到一个刚来的，不禁要过来问候几句，当了解到我是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时，都说我怎么来当老师，都在给我泄气。但我并没有理会他们的评论，而是找总务主任安排好宿舍，找到教导处张主任询问了工作安排。张主任说让我教两个初三和两个初二，并给了我两个年级的课本和几本参考书，说好准备一下儿，后天就得上课。由于我刚刚入教育口，对那时的初中教育内容根本不知情，也可以说自己不知深浅，就答应了，并赶紧回家去准备课了。 这个中学是一个公社级初中，相当于现在的乡级初中，生源主要来自附近九个村的孩子。那时还是生产队集体管理模式，条件相对很差。学校在村子的东南，东面是农机厂，南邻是公社政府机关和卫生院，也就是说，学校位于公社和卫生院的正北面，它们两家中间院墙外大约七八米宽的一个通道是当时通往学校的唯一路口，学校的西邻和北邻是农户。 回到家，我赶紧打开书本，里面的知识对我一个中等专业的毕业生来说，太新鲜了。课文里面的生词好多不认识的，口语和对话不会几句，语法知识也不系统，又没有工具书，怎么办？ 我没有因此退缩，而是将书上的内容结合自己的课本，认真琢磨、体会，研究参考书，定出授课方案。两天后，我带着行李，很早就来到了学校，并见到了同宿舍的英语张老师，他是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的教师，我来这个学校就是要接他的课，因为他要到外面进修。他宿舍办公桌上有一本字典，在他上课或回家时候，那本字典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和老师。 该我上课了，我拿着备好的课“教案”和课本，迈步走进教室，径直走上讲台，教室里的学生哗啦一下儿全起立了，一个个看着我，我原本放松的神经又一下子紧张起来，怎么应付，心里事先准备的口语又忘了，怎么办？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抬头看看教室里睁着大眼睛的男孩女孩，他们也在端详这位不速之客，又打量了他们一番，强压了一下儿紧张和激动的心情，勉强说出“Good morning， students?”,学生们一听全愣了，迟疑了有两秒钟后，才一起说：“Good morning， teacher”。听到同学们的回答，我才有些放松，然后我用英语说：“Now, I ask you a question. Please answer me.” 说完，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到：“Why must we study a foreign language?”等了大约一分钟，没有一个学生敢回答我的问题。我看是学生被我的提问给吓住了。接着我又在黑板上写到：“Karl Marx said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of class struggle of life”。那是我第一次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虽然没有现在的字好，但对学生们来讲，还算说得过去。随后，我就用汉语向他们将学英语的好处，将英国的历史，又讲了一会儿语法中的状语从句。不知不觉，一节课结束了，同学们竟没听出什么破绽，真是像人们口语说的，我是“麻秸杆打狼——两头怕”呀！初二的那两节课相对就比较好讲了，我先领他们学习了一些单词，讲了几个单词的用法，带他们读读对话，简单布置了些作业也就下课了。这就是我初为人师第一天的课！从此，我就成了一个专心教学的外行老师，但心里还是想不开。 由于我是工科学校毕业，所学的英语知识多为工业用语，口语比较缺乏，生词也很多。再者，教语言学科，除了必要的参考书外，还需要有工具书协助，工具书成了我急需的老师，没有他的帮助，备课就会有很大的困难，怎么办？当时和我同一宿舍的老师名叫张占英，一个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应学校安排准备去定州学习，我就不时的借用他的《大英华字典》，尽管人家不乐意让用，但还是觉得不大合适，因为不能带回家，当人家使用时也不能借。为此，我向学校借，学校说没有，我只好在博野书店买了本小英汉字典先用着。父亲愿本是老师出身，深知我的困境，不久他趁出差北京之机给我买了一本《新英汉字典》，这才缓解了我工具书的缺乏。 休过了第一个周末之后回到学校，主任告诉我，初三的两个班不用我教了，原因是张老师不去学习了。但初二的两个班我还得教，因为他们原先的英语老师开始休产假了，不能继续上课。这样我就接了初二的两个班正式上起课来。 为了丰富自己的的知识，我除了熟悉现有的教材外，还不断加班加点看书，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我向学校图书室借工具书，旧教材；向老教师借参考书，请教自己不懂得知识问题，有时为了搞懂一个问题，不得不熬到深夜，很多时候，周日都不回家，姐姐结婚和家里盖房我都没有回去。对于学生，我认真辅导、备课、把自己要讲的知识，一笔一画的写在备课本上，一方面为了巩固知识、加深记忆；另一方面锻炼自己的写作。学生的作业我每天都收起来，认真批阅完，第二天再发下去，从未间断过。 人常说，老师这个行业，不同寻常，学生要向你讨要一滴水，你的平时装有一瓶水；老师知识的丰富决定着自己职业的稳定，学生的成长，取决于老师的培养和教诲；自己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学生和社会的认同。我时刻牢记着这一点，明白自己一个外行老师在众多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处境。一个外国教育家说过一句名言：“学生能原谅老师的粗暴无礼，但不能原谅老师的不学无术”。它深深说出老师知识底码的重要性！这两句话，时时在提醒着我，努力努力再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和原先同学打交道与现在的初中生打交道不一样，得不断研究学生的心理，为此我向刚刚师范类毕业的老师借过心理学、教育学。和老教师请教过后进生的管理、班集体的建立等方法和手段。这样我的知识进步很快，同学们很喜欢我，向我问问题的同学很多，我很开心。 学校有一台录音机，是日本三洋品牌的，我向负责总务处工作的主任借出后，带回宿舍，反复听课本的英语磁带录音，以矫正自己的发音，培养自己的语感，麻烦时也断不了听听戏曲磁带或流行歌曲之类；有时将录音机带到教室放英语对话和歌曲给学生，培养学生的英语兴趣，学生对我的课很感兴趣，进步很快。有时我还将录音机带回家让母亲听戏。 录音机在当时是新鲜东西，一般家庭是没有的，学校这台录音机成了学校的宝贝，也成了外界小青年们窥视的对象。有一些日子，经常看到几个小青年在我办公室门前张望，使我不敢大意，时时提防。 大约过了三个月左右，吴老师上班了，接回了她原先所教的初二两个班，我接管了初一两个班。 两个初一班，分别是五班和六班，大约90多人，学生们都是大约十三四的孩子，生性活泼好动，管理起来很难。我只是一个科任老师，在和孩子们接触一段时间后，没到一个月，就记熟了他们的名字，他们非常喜欢听我的课，一方面他们说我的河东音调好听，我的课讲的认真。我表面和蔼，但对他们要求很严格，每天都收他们的作业本，认真签写每个学生的批语，改正他们的错误。我不打骂学生，不挖苦他们，有错时给他们认真讲解，知识点认真解释，他们的成绩都上升很快！我想，可能是那时我的水平很薄，生怕他们学不会的原因吧。 我爱看作业，每天下课，我都搬着两个班的一百多份作业回办公室，看完后再备课，养成了习惯。 那时，文革时期残余的政治气氛还很浓厚，运动接连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公社里不断让学校老师或学生做这做那，开会，劳动或政治学习。学校内部整顿也不时开展一些，虽比文革时期淡些，但火药气氛仍很浓，我就见到一个姓周的老师挨批评，开会气氛让人压抑的喘不过气，他们将文革时期的怨气都爆发出来了。 周老师在文革时期曾经是博野中学校长，三大讲时被撤职暂留在同连中学教书。这人高个子，性格豪爽，为人耿直，乐于助人。我离开那所中学后不久，他就被调到县城，在那里任电大校长。 学校面积不大，东西方向有大概一百五十米左右，南北有一百米左右。教室共六个，西北角有四个教室，东北角有两个教室，中间有七八间老师办公室。西边有菜园和伙房，对称的东边是一排老师宿舍和小操场，我就住在那排宿舍里。学校的菜园很大，生产的粮食和蔬菜都用来补贴老师们的伙食，学校有两个大师傅做饭，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老师们也大多在学校吃饭。每天早中晚吃饭时间一到，我们就拿着餐具到伙房用餐。那时，学校是份饭，不管你是用什么餐具，盛满为止，那个老师傅很势利，见我是新来的，特发给我一个略小的的碗，我刚来不愿和他计较。后来和我同年去的陈老师给我找了一个大点的。由于学校补助多，能吃的很饱，比上学时要好多了，也不贵，我每月只交学校三、四元钱就够了，我还能将余下的粮食买回家，贴补家用。 参加工作后，我虽是门外汉，但对事业可为兢兢业业，努力让自己爱上这一行。我工作上进心非常强，当学校有什么事儿时，我非常乐于参与，比如学校的菜地劳动，从不间断；学校的板报，自己主动出过好几期；还有当学校新翻盖宿舍后，我主动找到总务主任帮助安装电灯等，从不叫苦叫累，也不考虑回报。业务方面，我对学生认真负责，耐心指导、认真备课和看作业，虚心向老教师学习，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知识底码。尽管如此，自己由于非师范类毕业，毕竟底子薄，经验不足，为此自己也曾苦恼、懊悔，后悔自己不该干这一行，严重时，给我的母校班主任写信，给地区劳动局写信，每封信都一样石沉大海；给同学写信，他们的境遇和我差不多，我只好打消念头，努力控制自己，不听别人的蜚语，以坚定事业心。 那年，人们的经济条件依然不好，上班后，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能吃饱了，但住房、穿衣或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还很缺乏，我还是上学时期的衣服，上班来骑的是父亲的自行车、手上戴的是父亲的旧上海表。我本不愿打扰父亲的正常生活，但父亲可能考虑到我的婚姻年龄，坚持让我先用着。过了没多久，父亲给我买了一辆新“燕山”牌子的自行车，虽然牌子不名贵，但也是新的，我还是很喜欢的，将它打扮的很好看。每天用后，我总是反复擦呀、刷呀，生怕脏了。母亲找了块红纱布，让我绑在车的前面，显地更好看了。后来，父亲在石家庄出差时给我买了块走私（假）上海手表，和真的一样能哄人，还带日历呢。 在该中学教书的第二学期，学校听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初中二年级的男生某某，由于在晚上欲调戏本村一村妇被拒绝，竟恼羞成怒将其掐死并实施强奸，天明后事情败露而无奈自首，真是小小年纪竟如此道德败坏，一时间他成了全县人们的反面教材！ PJ是我小学及初中时期交往较好的同学伙伴，他身材魁梧，性格少言寡语，为人忠厚，我们之间从语言、为人处事、性格等方便均相似，所以显得比较合得来。初中毕业后，他径直上了高中，毕业后村里安排他和几个年轻人学开拖拉机。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们一起参加了考试，他的成绩虽没上线，但也很接近。当年秋天征兵，他和王某参了军，我当时非常羡慕他们，而自己只是由于自己年龄比人家大一岁而未被征用。两年后，他复员回来，和小侯的姐姐结婚成了家。不幸的是，第二年他得了胃病，由于家里没钱，去不了大医院医治，两个弟弟尚小，就不幸因此去世。听到消息我非常难过，并立即请假回家前去吊唁，并按照他母亲意愿，给他糊制了纸车马焚烧。之后几年，每逢王婶见到我，就想起她家去世的儿子，她总是说，我们家某某要不去当兵，也会考上学，也不会得病。 学校所在村位于潴龙河西岸约两公里左右，我骑自行车顺公路需要大约半小时，从程委往西走土路过河滩也得半小时。在那所中学教书的一年里，我只是在周末回家，平时吃住均在学校。除了备课，看作业外，我还在学校院里跑跑步，找某老师的老公聊天，帮他们看看孩子。 学校大约有二十多个老师，和我同一年去的有数学陈老师和政治王老师，他们两个都是这的毕业生，而且他俩还是师生关系。也就是说，在两年前，老师和学生同时参考，学生考上了保定师专，老师考上了定州师范。和他们相比，我是门外汉。有好事人给我提起王老师，我和家里商量，父亲托人打听，得知该人年龄偏大。我觉得该人虽漂亮，但气质高傲，刚来时也听老师们谈论关于她的风言风语甚多，故对此事没做理睬。我调到城里后约一年，听老师们讲，她和某某，也就是她的学生恋爱了，并成了亲，人们惊叹不已，为他们高兴，某某比我还小五岁，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二年，到了暑假时期，我不知是县文教局的安排还是城关中学需要老师，我意外地被调到本县城关中学任教。我舍不得离开自己刚刚熟悉的教学环境，舍不得那些刚刚熟悉的孩子们，相处了近一年，我们彼此都有了感情，在最后一节课上，我们彼此都含着眼泪上完的那节课，但没办法，调令已开出，新老师已到，我只好离开。就这样，我辞别了同连中学的领导和老师们，收拾了行李到某县中去报到，马上要开始新环境下的工作了。 我有时也在想，我，一个教育口的门外汉，工科学校毕业生，一天师范类学校没进过，不懂什么心理学、教育学，竟做起了老师；一个没学过正规的外语，仅凭自己在“陈琳电视英语”中学了那么一点点，竟教起了英语，自己才懂多少啊！不拍误人子弟吗？说真的，我当时是很害怕，但我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勇气，使我没爬下，我站起来了，挺过来了，我教的很好，成绩很优秀！没误人子弟，我成功了。后来的我，虽很多次有人动员我改行，我没动摇，一直到现在，我要退休了，还是老师！三十多年教学生涯，弟子满天下！我深深地我爱上了这一行！
